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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嗜了。
我父亲趁机在黄某的帮助下解开手铐，逃出客店，爬上了对面的尖顶峰。
当他们快爬到峰顶时，开始下起了雪。
不久，秋岛他们醒过来，慌忙追击，连续开枪。因为他们追得很紧，我的父亲和黄某在尖顶峰跑散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解放后，为了找这位黄某，向各地做了寻人的布置。在危难的时候，那样奋不顾身地豁出性命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遇到了好世道，反而不容易寻到了。
黄某是我父亲的挚友，是替我父亲上断头台也在所不辞的好同志。
假若没有黄某这样好同志的帮助，我的父亲是逃不出那种险境的。我父亲的朋友们说我父亲有天赐的好人缘，是很恰当的。我的父亲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同众多的独立运动者休戚与共，他的身边自然就有许多群众，有许多革命同志和亲密朋友。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从李克鲁先生那里听到了我父亲脱险的详细经过。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初秋，为了推进各地的实物上税工作，共和国政府把好多内阁成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往各地。当时任不管部长的李克鲁先生也被派到当时的平安北道一带。
他刚完成任务，战略撤退就开始了，我也迁到了江界地区。有一天，他到内阁汇报工作，同我谈话时突然提到了烟浦里的客店。他说，他在厚昌郡结束工作以后，去江界时带着郡公安署长到烟浦里看了我父亲脱险的那个客店。他说，那幢房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江界和厚昌，当时是属于平安北道的。
李克鲁先生是在南朝鲜和海外度过了大半生，解放后建国前夕才来到北半部的人。从这样的人那里听到有关烟浦里客店的事，的确是令人惊异的稀罕事。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亲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当时，提起烟浦里的客店，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谈起这件事，我是不能不感到稀奇的。
我掩饰不住好奇地问李克鲁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历史？”
“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金亨稷先生的名声。在吉林，有个好心肠的人给我详细地介绍了金将军您家的历史。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想写一部令尊的传记。可是，我才疏学浅，正在犹豫！”李克鲁先生平素寡言少语，温文尔雅。而这一天，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很多话。
我们走出嘈杂的内阁办公室，漫步在清静的秃鲁江（将子江）边，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把我父亲的事迹讲给李克鲁先生听的人，是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当时，李克鲁先生作为新干会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满洲一带。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开展救济工作。救济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中受害的朝鲜同胞。新干会的领导看到暴动中受害的人太多，便派代表团到满洲去准备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工作。
当时，李克鲁先生在沈阳遇见了崔一泉。他劝李克鲁先生到吉林去一定要见见黄白河。
李克鲁先生一到吉林就去拜访黄白河，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也听到了我父亲的事迹。从此，李克鲁先生才知道了烟浦里就在厚昌郡，厚昌郡又是与我父亲的主要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新干会派李先生作为代表去满洲，是因为他有着在这一带多年开展教育工作的经历，李克鲁先生曾在奶头山当过独立军部队的训练都监，在抚松的白山学校和桓仁县的东昌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李先生到满洲去时在这一带听到我父亲的事迹，是十分可能的。
“郡公安署长还不知道那个客店的事情。所以我批评了他几句，说这是厚昌郡的耻辱。我还吩咐他说，你这个公安署长要负责好好保护那个客店的房子。”
李先生还担心地说，后一代人不知道先烈的斗争历史，就会变成不肖子孙。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干部好像并不认真地进行这个传统教育。
在我们这个成立只有两年的年轻的共和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听到李先生要保持革命传统的话，我深受感动。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我不禁感到一股热流冲击着我，仿佛那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灵，一下子全飞到我们的眼前，大声地激励我们，要打好仗，取得胜利，并捍卫祖国。
当有人吵嚷着朝鲜快完蛋了的时候，李克鲁先生关于烟浦里的讲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同黄某跑散后，在山里奔波了一整天，在离烟浦里客店不远的柞树岭发现了一个窑洞，便请主人帮忙。在互通姓名的时候，父亲了解到这家主人也是全州金氏，和我们是一家子。
窑洞的主人金老大爷说，在这样的深山沟里遇到同姓同宗的革命家，是大喜事。他以一片好心，真诚地帮助了我父亲。他把我父亲藏在窑洞附近的谷草垛里。就在这个谷草垛里，父亲的脚、膝盖和下半身都受了冻伤。在这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蜷缩在谷草堆里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几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
金老大爷送来饭团和烧土豆，尽心尽意地保护了我的父亲。
秋岛为我父亲的脱逃受到了上司的严厉处罚。平安北道警察部在从厚昌到竹田里的鸭绿江流域布下水泄不通的警戒网，搜索了好几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柞树岭上那堆谷草垛。我想，当时我的父亲对形势判断得很准确，隐蔽处也选得十分得当。
在这几天里，金老大爷不时地到鸭绿江边去留心地察看江水封冻情况，并把利用长木杆子渡江的方法教给了我父亲。因为那时江面上结的冰还不厚，不能贸然下水。
我的父亲照金老大爷教的方法，先把长木杆子放在冰面上，用手推着木杆子一步步匍匐前进，终于安全地过了江。只要手里把着木杆子，即使掉在水里也不至于丧命，是个很巧妙的渡江方法。但是，就在这次过江的时候，父亲再次受了冻伤。这次冻伤，是一年后父亲于抚松病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渡过鸭绿江后，在某个村里养了几天伤，然后由孔荣和朴振荣陪着去了抚松。孔荣和朴振荣是张哲镐指挥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驻抚松部队的队员。
我的父亲经吴东振的介绍同孔荣结识的经过，已在前面谈过。孔荣是碧潼郡人，是从在碧潼独立青年团做工作、在碧坡别营当武装队员的时候起，就受我父亲领导的好青年。他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每到我家来，就叫我“成柱”、“成柱”的，很喜欢我。在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友以前，我也一直叫他叔叔。我的父亲去世后，他虽然住在万里河，却隔一个星期凑点粮食和烧柴来我家慰问我的母亲。他的夫人也挖一大筐野菜顶在头上，跟丈夫一起赶来看望。孔荣为缅怀我的父亲，居丧有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同他们两人去抚松，在漫江境内竟被土匪截住，又吃了一番苦。当时是土匪四起，到处为非作歹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势而拔刀厮杀的混乱局势，造出了大量的土匪。那些走投无路的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反日力量，渗透到土匪集团里，暗中操纵其上层分子，或者另行培殖土匪团。这些土匪，成群结伙，四处窜扰，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劫持行人，索取绑票，一不遂心，就割耳朵，砍脑袋，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因此，保护我父亲的那两个人，是不能不十分紧张的。
尽管我的父亲说明了他是医生，但那些凶顽无知的土匪根本不想放他走，说你是医生，定会有很多钱。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一个看病的先生，靠给人看病勉强糊口，能有什么钱。要是你们谁有病，还是让我看看吧，我能给他治好的。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绝不会向官厅告发你们。如此这般，哄他们，求他们，他们还是不听。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孔荣趁他们吃过晚饭抽大烟，有些麻痹的时候，吹灭了油灯，先送我父亲和朴振荣逃了出去，然后使出拳术，把十多个土匪全打翻在地，逃出了匪巢。这确实能使人联想到一出武打场面。
对孔荣在这次脱险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我父亲印象极深，回忆过多次。
孔荣是一个为同志敢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