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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雾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
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武器。
于是，我叫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
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栓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不出。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时，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尤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
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角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元。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路费和房租外，其余的钱，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
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时间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子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了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的很多影响，但李宽麟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李宽麟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把母亲引进了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
如果我母亲纯粹以母爱对待我，我是不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回忆她的。
母亲赋予我的爱，不单纯是母爱，而是真挚的革命的爱。她没有把我只看作自己的儿子，而首先把我看作国家的儿子，并教育我在孝顺父母之前，先要忠于国家。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在我的心田里灌输了崇高的人生观、革命观。
如果说父亲是给我们灌输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导师，母亲则是教育我们懂得一旦开始搞革命，就不要成为感情的俘虏或思想上开小差，而要专心致志地努力奋斗直到实现目的为止这个道理的好教师。
父母与子女间的爱若是盲无目的的，就不能说它是牢固的爱。只有他们凭依的思想是纯洁而高尚的，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的。在亡国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之间的爱与孝所凭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便是爱国。我母亲正是因为爱国，她甚至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要求儿子尽孝的权利。
我在母亲的墓前没立下墓碑就离开土器店沟了。解放后，安图县人民没有忘却我母亲，在她的坟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还刻有我们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亲的遗言，解放后才把母亲的坟墓同父亲的坟墓一起迁移到万景台来。
我胜利回到祖国后，时局错综复杂，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时顾不得关心埋在异国土地上的父母的坟墓。我们度过青春时期的满洲的山山野野上，不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同我一道闯过刀山火海时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那里还散居着他们留下的子女。我决定，在迁葬那些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把他们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前，决不能先迁移父母的坟墓。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哲镐来找我，说服我把父母的坟墓迁移到故乡来。
他说，他要负责迁墓的事，将军则要到万景台去找个适宜修墓的场地。
在那些满洲时期与我家有过关系的人中，此时知道我父母坟墓的，只有张哲镐一人。他为迁移我父母的坟墓费了很多心。
我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敌人为挖掘我父母的坟墓，施出了各种诡计。但是抚松和安图的人民瞒着敌人，直到解放为止诚心诚意地守护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坟墓。我在华成义塾时期的导师康济河先生，每逢清明节和中秋节就筹备供品，携带家眷到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去祭祀和扫墓。
母亲去世后，我就成了两个弟弟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