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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企图把崔昌杰、崔得亨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在大牛沟杀害他们。这个事件，以”柳河事件“载入史册。
在这个事件以后，国民府内向往新思想的革新势力，更强烈地责难反动派。受害者崔昌杰本人则咬牙切齿，要向法西斯化的国民府上层报仇。
我听到这一消息，曾派朴根源到柳河地区去给崔昌杰转达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同国民府的冲突，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反日的同一民族之间，不能也不应该有流血事件。在旺清门失去了六位同志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饮位强忍下来了吗？希望你事事慎重，切忌轻举妄动。”柳河事件后，以1930年8月的朝鲜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为契机，国民府分裂成两个阵营。玄默观、梁世凤、高而虚、金文举、梁河山等人顽固地主张要固守既定方针，并强迫人们执行这个方针；而高远岩、金锡夏、李辰卓、李雄、玄河竹、李宽麟等少壮派则把朝鲜革命党评为与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法西斯政党，并提出了革新的、转换方向的主张：应该解散该政党，改组为代表无产者的阶级革命的先锋，对放满朝鲜农民进行阶级领导。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两派互相为打倒和埋葬对手，展开了血腥的争斗。
国民府派甚至在奉天省政府的默许下，收买和利用中国官署及军警，大肆展开了肃清反国民府派的恐怖活动。他们暗杀了李辰卓等五个反对派人物。反国民府派也进行报复，袭击国民府总部，枪杀了四中队队长金文举。
后来，反国民府派发表脱党声明，为打倒国民府另行组织了称为反国民府委员会的团体。
我担心崔昌杰的人身安全，是来自这种政治背景的。行军队伍走到离三源浦一里来地的时候，我下了快步走的口令。因为要急于见到崔昌杰，我们两条腿好像添上了翅膀。
可是，到了三源浦听到崔昌杰的消息，我们不禁愕然失色。那里的组织员告诉我们他已牺牲了。据他们说，崔昌杰在指导孤山子共青支部工作时，被国民府右派抓去，不知去向。三源浦共青支部成员朴某听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到来的消息，来见我们，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把崔昌杰骗到金川县姜家店去杀害了，并散布舆论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密探而被处决了。有的青年说，崔昌杰在往返海龙－－清原间开展活动时，不幸遇害。
不管怎么说，看来，崔昌杰已不在人世，这是事实。
我气愤到极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来。
一向那么热烈、那么热情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健儿，如今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继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一座无名的山脊上尝到了悲痛后，又一次无情地袭击了我们内心的巨大悲痛。
在武装斗争以反日人民游击队严整的军容登上历史舞台，其枪声在广阔的满洲大地上奏起新时代的序曲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像崔昌杰那样忠诚战友的牺牲，这对我国革命来说，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损失。
车光秀坐在我身旁流泪，泪水润湿着在炎阳下发蔫的草地。
我很想去看望崔昌杰的遗属，便带队向孤山子进发。崔昌杰的爱人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和小叔子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一位刚强的女人。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她反而请求我们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是她丈夫的生平愿望，现在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去打敌人，要我允许她参加游击队。
我们改变计划，在崔昌杰的遗属身边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孤山子的时候，崔昌杰的夫人把我们送到很远。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便抱起孩子拍了拍他的小脸蛋。刚生出两颗牙的男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孩子伸出小手摸着我的脸，嘴里叫着“阿爸”、“阿爸”。他的母亲见此情景，第一次流了泪。我也禁不住眼眶发热湿润，便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上，回身望孤山子村，默默地望了好久好久。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濛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地区的20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者，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
他们侦察到由濛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等待着我们进村。
提供给我们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30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在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上，为了寻找有利于民族团结，又符合抗日救国大义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减少了我十年寿命。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径，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厉害。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大声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有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
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