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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很冷淡。
洪钟字走后，母亲问道：
“你和中江的金得秀伍长处得那么亲密，今天是怎么啦？”“我一看他穿的宪兵服，使我再次想起了平壤监狱。”父亲说，对特意来代人问好的人，这么对待是有些抱歉，等他下回来，好好款待就是了。
洪钟字后来经常出入我家。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事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洪钟字来刺探我家的秘密，我就要通过他来刺探宪兵队的秘密。
如果做失败了，只不过我自己的处境危险罢了。可是，如能使他的心转变过来，那对我们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中江有金得秀，葡坪有洪钟字，金亨稷所到之处，哪里会没有宪兵呢。”
从那天开始，我父亲积极地对洪钟字进行了教育。
父亲不再用对待宪兵辅助员的态度对待他，而是用对待同胞的态度真诚地待他，还尽力款待他。
洪钟字慢慢地也表露了本心，原来他是个有民族良心的人。他的家乡是平安南道顺川。他在家乡拼死拼活地种地，可怎么也闯不出一条活路，于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考了宪兵辅助员。但是，当他目睹了宪兵和警察野蛮地镇压参加三·一人民起义的示威群众以后，后悔自己不该来考宪兵辅助员，所以他还是想回家种地。不料，这时接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还接到了教练传令，他就是这样成了宪兵辅助员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以“官制改革”为名，缩简了国内宪兵机关，大量设立和扩大了警察机关，同时强了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朝鲜人宪兵辅助员几乎都转为警察，或调到边境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洪钟字来到了厚昌。
有一次，洪钟字向我父亲表示，想要夺取宪兵队的武装，投身独立运动。
父亲很赞赏他这种胆略，说道：
“你要投身独立运动，能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身披日本鬼于的军服，但灵魂是不能玷污的呀。我们是以具有五千年历史之国而自豪的民族，怎能甘心做日本鬼子的奴隶呢。可是，我想，你留在现在的职位，帮助我们工作，更为有益。你依然穿着宪兵服，可以从各方面支援独立运动。”从那以后，洪钟字遵照我父亲的话，很好地帮助了独立运动者。
洪钟字常来找我父亲，事先告诉我父亲他哪天从几点到几点在渡口值班，如有需要过江的人，就在那时派过去。他就这样，好多次保障了革命者渡过江去。我父亲也曾几次在他的帮助下闯过了危险关头。洪钟字如觉察到父亲身边有发生危险的兆头，就即刻到八道沟，说“警察要过来，请注意。”有时告诉母亲：“金先生若要回来，就让他在乡下多呆几天再回来吧。”有一天，洪钟字从宪兵分遣所所长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到对岸去探听在那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和朝鲜人的动态。他渡到八道沟时，正看到葡坪驻在所的警察把父亲绑着押往渡口。于是，他挡住警察的去路，呵斥道：
“这位先生是为宪兵队做事的，是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背着我们随便逮捕他？今后，金先生的事，你们不要管了，只要告诉我就行啦。”结果，那个警察点头哈腰地告饶，并给父亲解下了绑绳。我父亲就这样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出去巡查回来的宪兵向分遣所所长提议道，据说，八道沟的金大夫是思想家，是不是把他抓来审问一下。
于是，洪钟字打开记录“情报材料”的宪兵日志说，这些材料都是通过金大夫得到的。要探知思想家的动态，就要假装成思想家，那样才能探知他们的底细。金大夫对我们的事业功绩很大。其实，那些“情报材料”都是洪钟字自己编造的假材料。
1923年5月，宪兵辅助员制废除了。洪钟字也想带着家属到中国去搞独立运动。他说，他再也不想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了。
那天，我父亲为了说服他费了好大劲。父亲开导他说，回到家乡后，还是进警察机关的好，就像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的工作。这样做，会比到独立军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他还说，到了故乡，请到万景台去一下，代我向父母问好。
洪钟字一到故乡，就去了万景台，向我祖父祖母转达了我父亲的问候，他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在故乡当了警察。后来经几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从1927年开始，到大平驻在所当警察。他一到任，就叫一个听差的提上酒、猪肉和桔子来到万景台的我们家，给祖父、祖母拜年。万景台属于大平驻在所管辖。
洪钟字遵循我父亲生前的教导，没有失掉朝鲜民族的良心，始终如一地保护了我们一家。他设法调到大平驻在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万景台的我们一家人。在他负责南里的工作期间，我的祖父和亨禄叔叔没怎么受敌人的折磨。驻在所的头子总是对他训诫说，金亨稷的一家从过去就是反日思想家的后代，要严格加以警戒，随时搜查家宅。可是，洪钟字每次都以无关紧要的内容敷衍过去了。
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到处抓亲日派来狠揍，可是洪钟字没有挨揍，平安地过去了。他在老家当过警察，但从未作过恶，就是看到违反日本法律的行为，也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所以没有招人恨。
他由于过去的历史，遭人误会，但他从未提起他过去做过的事。若是一般人，为了解除误会，也会给我写信的，他却没有那么做。
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字，我把这项任务交给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余生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字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睛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医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的歌名。
经过父亲的努力，八道沟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全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因此，我放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心里总是琢磨着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总是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