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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梁司令贯串着反共论调的演说，我也感到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作这种演说。
”梁司令，我们不是那种干有利于敌人的行为的人。我们是为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要想实现朝鲜的独立，就必须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主力进行斗争；像过去那样只靠几个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力量是不能实现的。“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责难国民府。国民府在旺清门杀害了六名爱国青年，难道这不是有利于敌人的行为吗？国民府集团在民族面前犯下了这样的大罪，还敢谈什么反对有利于敌人的行为，来攻击我们。
这么一来，触怒了梁司令，他大发雷霆，开始漫骂起来。
他的怒气有点过分，有违于礼节。我也不禁愕然了。他为什么忽然失去理智，叱责起我们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说的几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在背后给梁司令说了我们坏话？
我觉得他这样发怒必有什么缘故。
我还是耐心地说服他，”先生，您何必这样发怒。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得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吗？
“我想，为了互相了解，梁司令的部队和我们游击队需要经常接触。”对此，梁司令也没有说什么。
梁司令的反共态度虽然是顽固的，但只要不懈地进行说服，还是可以改变的吧。我抱着这种期待的信心回宿舍来。不相信别人，可以说是一种排他主义的表现，那么，相信别人，就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对国土被霸占的国家的爱国者来说，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用团结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带领刚诞生一个月的部队，千里迢迢来找梁世凤，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可是，会谈破裂的那天，在通化市的我们的组织员送来情报说，独立军正在策划解除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武装。
梁司令制造这种阴谋是无法相信的，但我们还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万一。于是，我们跟刘本草先生也分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避免同独立军发生冲突，没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务，就撤离了通化。队伍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车光秀在队伍后面打开小本子看着路程图默默地挪动脚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么啦，好像跟谁赌气似的？”我看出他的情绪，故意笑着跟他搭了话。
车光秀正等我搭话似地马上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气鼓鼓他说：
“竟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我笑不成？老实说，我的心快要气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赶来，这个劳苦不是白费了吗。”“参谋长，你为什么认为同独立军的谈判失败了呢？”“不是失败，难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们合作，反而阴谋要缴我们的械嘛！”
“参谋长，你只看到上层的表情，却没有看到下层的脸色。对我们游击队，独立军队员是多么惊叹、多么羡慕啊。我是愿意把这看得重于缴械阴谋的。
”重要的不是上层的表情，而是下层的态度。我从中看到了合作的未来。“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对合作有把握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预感和愿望。
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恼。当时我的苦恼就是：虽然国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实现了合作，我们和于司令也实现了合作，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的合作，竟那么难实现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那时，独立军是不是真地要缴我们的械，这个问题，长期未能核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组织员得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不会有错，可是，心里却希望那是毫无根据的情报。即使那是有确实根据的情报，我也丝毫不想责怪梁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这个局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积累很多经验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离开通化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下同独立军合作是不可能的结论。相反我相信梁司令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真心，走进合作的大门。爱国犹如流向联共这个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1932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梁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踉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梁司令的怀疑。听说梁司令也因断绝为同我们的来往而一直感到痛心，他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这才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看准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很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坏主意。梁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便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粱世凤同杨靖宇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十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姓王的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