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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