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踏步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苦难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三喜与悲
正当反日人民游击队挺进南满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区。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司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区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且精良。
听到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
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刘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区。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电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的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的士气大为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逆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谈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刑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入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进行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出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衷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坊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坊，才开始叫做刘家粉坊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坊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坊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坊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入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