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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年4月，再改为辽东省临江县。1954年8月，划归于吉林省。1968年1月，撤消临江具，归属于浑江市。
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1927年12月，我们在抚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了活动。他来到满洲后，直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的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作和募捐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在睡觉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基于先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出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为海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警察在海关上对要坐渡船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流泪。因舅舅被捕，全家人都坐立不安，满腔怒火。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烈的活动。1921年4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15年徒刑。
他坐牢13年零8个月后，被保释出来，1942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并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的他乡，搬到另一个异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光靠人力怎么也没法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带来爬犁，把我们送到长白县八道沟去了。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250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驻在所一样，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和警察驻在所。
葡坪虽然位于朝鲜的北端，但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置了稠密的武装力量。从葡坪派来的密探、宪兵和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住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姓金的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给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哥儿俩也姓金，他们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家很可疑。后来才查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警察署派进来协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后，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
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他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对时局进行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着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跟他一起到200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亲到那里教育工人，吸收工人参加反日组织。罗竹普通学校的教员们也接受了父亲的指导。
有一年，这个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葡坪教堂，也是当时我父亲常去的地方。虽然说是教堂，并不是尖屋顶上插着十字架的建筑，而是盖了木瓦的普通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是撤去间壁，打成了通间。自从我父亲来到八道沟，那个教堂就成了教育群众的场所，还成了国内革命者汇集的场所。每当做礼拜的日子，父亲就渡到葡坪去，把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日宣传。有时，还弹着风琴教他们唱歌。
父亲不去的时候，母亲或亨权叔叔就对前来做礼拜的人进行反日教育。
我也曾带着哲柱到那个教堂去跟父亲学弹风琴。
葡坪市街上有很多我父亲曾用作秘密联络场所的地方。
在葡坪驻在所当清扫工的人也做过秘密工作。他探出驻在所的秘密后就去告诉邮件委托所，委托所主人就转告给我父亲。
我也常按父亲的指示去做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次，我为关在葡坪驻在所的爱国者送去了衣物和吃的东西，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邮件委托所。父亲叫我到那里去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那时，父亲用亨权叔叔的名字给《东亚日报》支局做点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收入，但可以免费看报。
我一个星期到那个委托所去两次。在江水冰封以前，去一趟葡坪挺费劲。
江水冰封后，就差不多隔一天去一次。我念书时，亨权叔叔也干过这个差使。
给父亲寄来的邮件多的时候，我就和享权叔叔一起去拿来。邮件主要是邮包、杂志和在日本出版的医学书籍。
我们来往于葡坪的时候，得到了当宪兵辅助员的洪钟字的很多帮助。他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成了革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当然，和他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的。
我们住的八道沟属于葡坪宪兵分遣所管辖区。驻在所警察和海关官吏都归这个分遣所管。那时，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和组织成员经常注意宪兵监视所的动向，而他们也从不间断对我们家的监视。
洪钟字穿着宪兵服第一次走进我家药房时，我很紧张，父亲和母亲也对他怀着戒心。
洪钟字用陌生的眼光在药房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开口说：
“我今天来找仁兄，不为别的，是替安州的张顺凤来问好的。他听说我要调到边境来，他就跟我说，到了厚昌，务必去拜访名叫金亨稷的一位朋友。
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很冷淡。
洪钟字走后，母亲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