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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把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必须简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坊（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
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
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打着红旗进入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摸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分明是全部忘掉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功劳，缅怀着为光复祖国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第六章苦难的一年
（1932年5月－1933年2月）
一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仪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争论的情景，真可谓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组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组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一行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恃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
这条报道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扬。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