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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对于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他切身地领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伍。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都不会比解决武器更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帮助。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豪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夙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接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夙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酬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借。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让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500元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
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元，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了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个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
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佩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是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用乔装袭击的方法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己制造武器的运动。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制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一带的人按俄语发音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红头火柴作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