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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
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驱者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能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了。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过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到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蛋！”对朴勋最为倾倒的就是车光秀，他俩常搞理论辩论，可是相处得非常亲密。
因为朴勋在安图训练搞得很好，所以我们组织的部队后来到汪清时，被评为“大学生部队”。我们部队的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因为有秩序，纪律严明，言行文雅，衣着整齐，而受人尊敬。杨靖宇也一直赞赏我们革命军有纪律、朝气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当听到这种赞扬时，我就想起朴勋，想起他那响彻土器店沟的口令声。
朴勋作为教官的又一个特色是对受训者要求严格。由于他那非常严格的要求，受训者很快便掌握了军事知识。
然而，朴勋有时对队员实行体罚，他对做不好规定动作的或违反纪律的受训者，吹胡子瞪眼地骂他们，有时还用脚踢他们，有时罚站。我怎么对他讲革命军队内禁止体罚，也没有用。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同嗓子都喊哑了的朴勋一同回家时，问他：
“朴勋，你身上总有点军阀的气味，你是在哪儿学来的那种习气？”他一听军阀气味，便对我笑笑说：
“教我们的教官曾是个又严又厉害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德国人给我留下了那种’遗产‘。要成为像样的军人，不管怎么说，要多挨几下鞭子。”德国式军事教育的痕迹在朴勋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上军事理论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鲁士军队。他对英国士兵的勇敢性、法国士兵的敏捷性、德国士兵的准确性和俄罗斯士兵的顽强性讲得很多。他讲这些的时候，总要号召受训者说，我们要成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万能的军队。
他所进行的许多训练内容，和我们作为训练目标的游击战的特点也是不相符合的。他为了让人们领会拿破仑式纵队队形和英国式线形序列是什么样的，用20名左右的受训者排成那种队形，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参观教练后，在休息时间，低声对他说：
“朴勋同志，你刚才进行的那个英国式线形序列训练，用简单说明的办法一带而过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干一场和滑铁卢激战一样的战争，而是马上要在山地作战，同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打游击战，学那些旧时代的兵法还有什么用？”
“要打仗，是不是应该掌握那些军事知识？”
“别国制定的一般性的军事知识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应该先选择那些马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来教给他们。你最好别想让他们把你在军官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囫囵吞下去。”
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规定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情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他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