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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不表示后面的路好走，甚至一度连路都给掘断了，不信，就看看“傻子”年广九的故事。
＇3＇傻子
年广九当然并不是真“傻”，在他从事的自产自销的个体零售行业中，他是鼻祖，而且是初次创业即大获成功。个体创业并不容易，史玉柱、宗庆后、马云这样的商业奇才，刚开始当个体户的时候都是碰个灰头土脸。年广九当然自有一套。
1937年，年广九出生在淮河岸边的怀远县，那是著名的穷乡僻壤，历史上的每次淮河水灾都没拉下它。出生不久，一次大水灾逼得他父亲带着全家出门要饭，来到安徽境内的大城市芜湖。
十几岁的年广九就跟着父亲摆摊叫卖。最早是水果摊。解放初期，共和国还允许小商贩的存在，年广九也比较懂得经营，60年代初，年广九的水果摊也有了规模，他自封为“水果大王”。
他的“水果大王梦”并没有做多久。1963年，全国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年广九因为经营规模较大，成为“典型”，水果摊被掀、水果被砸的命运。
然而，年的商人血液仿佛难以遏制，他居然悄悄地跑到江西，贩卖起板栗来。卖来卖去，居然又有了规模，就在差点当上“板栗大王”的时候，他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这次罪名非同小可，由于板栗属于粮食，贩卖粮食就是犯罪。在芜湖市工商局档案里，至今还保留着年广九“投机倒把”的犯罪记录：年广九长途贩运情节较为严重，投机倒把是一贯性的，应从严处理，货款全部没收，以投机倒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
年广九出狱后，板栗不敢贩了，可是一来他家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二来，他可能真的是传说中的“天生商人”，居然又开始倒腾买卖。这次，他想粮食不能搞，搞点零食总不要紧吧，于是开始炒瓜子、卖瓜子。他炒的是葵花子，5分钱一小纸包，到剧院门口或走街串巷叫卖。
说年广九是原始的“商业奇才”并不过分。以他的受教育程度，在那种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环境下，他居然认准两个生意经：第一，瓜子光好吃不够，要让顾客觉得实惠，觉得吃年广九的瓜子是占了他的便宜，生意才会超过其他人；第二，要给瓜子起个名字，让老顾客记得住，传得开。于是他开始经常“打折促销”，买两包就白送一大把，很多芜湖市民觉得他不会做生意、有点“傻”，他便干脆把瓜子命名为“傻子瓜子”。
中国后来盛行的价格战和广告战，老年居然提前30年就开练了！
据年广九说，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白天摆摊，晚上在灯下数钱，“万元户”有什么稀奇，他在文革前就是了。
当然，其结果是，1966年“文革”爆发，年广九很快被关了起来。尽管很快被放出来了，可是生意被停掉了。1978年，同在安徽的小岗村农民们冒死把地给分了，年广九没有这么大压力，他挂出一面布招，重开炉灶炒卖瓜子，名字还是“傻子瓜子”。
1979年允许城市个体户劳动经营的令一下，年广九就又惹上了新祸。原来中央的文件写着：“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应允许雇少量帮工和学徒。”少量是多少个？中央没说，事后有人划了红线：“超过7人就是剥削，姓资不姓社”。可是年广九哪懂这个啊，到1980年，他就雇了12个人。
有人把年广九雇工问题反映到上级，于是安徽省对他的“雇工现象”展开调查。全部调查完毕已经数年以后，今天可以查到的调查报告说：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已达9000公斤，最高雇工达103人，成为中国雇工人数最多的个体户，年广九的作用应该得到保护，值得国营商店从中学习一些有益的东西。
据说，不是调查人员的效率低下，实在是责任重大，谁都不敢拍板。如果超过8人（带老板本人在内）就算剥削，就是犯罪，那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允许搞私营工商业了，只能搞搞家庭小作坊，这是中央的意思吗？
这显然不是中央的意思，拍板的还是邓小平。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还没忘记傻子瓜子呢，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的坚定让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有了主心骨。这位曾力挺了小岗村分地农民的副总理再挺年广九，当傻子瓜子因雇工问题离开芜湖到外地雇工发展时，万里说，芜湖出了个傻子瓜子，为什么不用起来，是芜湖不适应社会需要，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讽刺。
芜湖市领导接受了批评，市委的负责人说，对这个问题过去我们认识不是很自觉，总感到这个问题拿不准。中央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对发展个体经济的认识不够，要继续放开。
这几次往复，不仅让年广九的生意得以延续，还让傻子瓜子的品牌名声大噪，直到很多年后，经历多次沉浮，年还始终对寻访他的记者坚称：“我是中国第一个体户。”
年广九后来的生涯起伏极大，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能再当“个体户”了。
中央发了支持年广九的声音，芜湖地方上自然大力配合。1985年，芜湖市新芜区劳服公司出资30万元，芜湖市另一家公司出资20万元，年广九以商标和技术入股，三家合办“傻子瓜子公司”。公司属新芜区政府领导，企业属集体联营性质，年广九任公司总经理。为了当好这个总经理，没有文化的年广九不得不学会写“同意，年广九”五个字。不是任何党派成员的年广九还被增选为市政协委员，光宗耀祖。可是蜜月只到当年10月，那些干部们觉得实在没法跟这个没文化的老粗一起干活，公司遂由年广九一人承包。
1986年是年广九最后的辉煌时间。春节，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操起有奖销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成为当时全国的一大新闻。春节前后3个月，傻子瓜子实现利润100万元。但有奖销售只红红火火地进行了18天，中纪委突然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由于有奖销售不能兑现，各地又纷纷提出退货。年广九措手不及，生产销售计划全部被打乱，原料瓜子大量积压，客户纷纷要帐，公司债台高筑，银行也要追回贷款。半年后，公司关门。
此后，年广九一度被当地检察院收容审查，并被芜湖市检察院以贪污、挪用公款及流氓罪向市中级法院起诉。具有强烈对比的是，年广九在芜湖成为阶下囚时，他的前妻彭晓红却成了深圳特区的座上宾。原来年广九曾在北京结识深圳市领导梁湘，梁湘当时表态欢迎年广九到深圳办企业，并说如有困难，可到深圳找他。年入狱后写了封信，着彭晓红母子带到深圳后，梁湘果然守诺收留并帮助他们在深圳办了一家企业。
“傻子瓜子”最终没能成为什么强势品牌，但是它掀起的个体户经商大潮却越来越巨，据年广九自述，他最早雇的那12个帮工，后来都当上了老板，现在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4＇豪赌
在今天可查到的资料中，还记载着很多类似年广九这样因为雇工数量而闹出风波的案例。今天回头来梳理关于雇工数量合法化的进程，还是很有说头。
1980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发了一个《关于转发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文件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个体经济发展要予以支持，“不得刁难、歧视”。
1981年，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允许有技术和手艺的个体劳动者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带不超过五个的徒弟――这也就是“七人姓社、八人姓资”的由来。198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中，提出对私营经济“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采取了“看一看”的态度，实际上保护了私营经济发展。
此时，关于如何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