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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文艺社在这次出版《高玉宝》之前，来信问我，重新出版这部书，是否还修改？我考虑，这本书写于战争年代的1949年，当时，我才是刚二十出头的文盲战士，年岁又小，也不懂什么文学创作，对生活、社会及对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艰难路程，都体验不深。四十二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回想旧社会人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的苦难生活及我所经历过的坎坷道路，再看看我在四十年代末写的《高玉宝》，觉得很有必要修改，有必要再充实一些有血、有肉的生活，把人物和生活写得更深刻一些。我已写出八十多万字的《高玉宝》“续集”。我想，修改后的《高玉宝》会与“续集”衔接的更好，读者也会喜欢。但这次出版的时间紧迫，来不及修改，只好再找机会。
时光流逝的真快，一晃儿，我已在文学生涯的道路上走了四十二年。四十多年来，一代代的青少年和读者，不断给我写信来，问我是怎样学文化写出这部书的。今借解放军文艺社重新出版《高玉宝》之机，再向关心我的广大读者，说说我这个当年的文盲战士，是怎样在行军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学文化，又是怎样战胜不识字及克服各种困难写出这部书的。我写的《高玉宝》，最早于1951年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广大青少年和读者读了以后，纷纷给我写信，一封封信象雪花儿一样飞来。有时，我一天接到二百多封信。多年来，广大青少年和读者的来信，已装满了三大木箱子。来信者，都说我刻苦学文化，写出了书怎样光荣，要向我学习。可是，我是个放猪娃、当童工、劳工，学过木匠的普通战士，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学习的。一个革命战士，能为人民写出来书来是光荣。但这光荣，应属于养育我的母亲——祖国和人民，应属于教育、培养我的救命恩人——共产党和毛主席。我能战胜不识字等种种困难写出这部书，全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精神力量。
我的祖籍地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六代前，我的祖先哥俩是铁匠，因生活所迫，从山东途经河北，一路打铁来到东北谋生，在辽宁省复县山区的太平村（现在叫和平村）孙家屯落户。在旧社会，我是在苦水里泡大、奄奄一息的穷孩子，受尽了恶霸地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欺压。那时，我家穷得时常揭不开锅，什么吃的都没有。可是，日本鬼子和汉奸、恶霸地主们，还天天来要捐、要税。我父亲因为没有钱，挨过打、受过罚。那时，我很眼馋富家的孩子能上学，我为要上学常常向父母亲哭闹。一家人连肚子都吃不饱，哪有钱供我上学呢？我一个小孩子家，不知父母在贫穷中的难处。一天，我为父母不答应我上学的要求，哭着往小学校里跑。母亲一面难过地擦眼泪，一面气喘喘地在后面跑着追我，一直追出半里多路，好容易在河沿上追上了我，一下子把我抱住，坐在河沿上，伤心地哭了半天。母亲泪水满面地劝我：“孩子，你怎么这样不懂事啊，我们家穷得没有米、面下锅，连肚子都吃不饱，到哪去弄钱供你上学？你别再为上不起学整天哭闹，难为我和你多病的爹了……”
我看着母亲为我把眼睛都哭肿了，难过极了，急忙安慰她：“妈妈别哭，我听话，再不往学校跑了。”从此，我再不向父母哭闹着要上学读书。但我每天上山拾草，看到富家的孩子上学，我又眼馋起来。当我挎着破筐上山拾草，眼巴巴地看着富家上学的孩子从身边走过，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常常为自己不能上学，伤心地抹眼泪。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在心里偷偷地想。有时，我背着父母，挎着拾草的破筐，站在小学校门口，偷偷地听上学的孩子念课文。教书的周庆轩老先生，看到我这破衣烂衫的男孩，站在学校门外听他讲课，很是同情我，亲自到家里去告诉我父母，他要免费收我上学读书。我和父母都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妈妈连夜用块破布，给我补缝一个小书包。不幸，我刚上一个月的学，就被保长周长安逼着给他家放猪。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唯一的、又是最难忘的一个月的学史。
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小说。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
“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小说。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小说。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小说、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