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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出任
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
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
恩达尔（FWilliam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CenturyofWar：AngloAmericanoilpoliticsandtheNewWorld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1969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1973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400％，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84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6。6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1972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1972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1970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Two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
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1975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OutlineforRemakingWorldTradeand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
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200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历史表明放贷者会使用包括滥用权力、诡计、欺骗和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对货币和货币发行的控制，以便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美国第4届总统杰姆斯。麦迪逊
本章导读
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中，没有一个事件像刺杀肯尼迪总统这样明目张胆、这样毫无掩饰、这样无所顾忌地践踏民主政治的了。
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18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6人被枪杀，3人死于车祸，2人自杀，1人被割喉，1人被拧断了脖子，5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1967年2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10万万亿分之一。从1963年到1993年，115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一般说来，如果美国总统死于任内，“舆论”必然一致认为是“自然原因死亡”。如果总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舆论”就会报道“凶手是个孤僻的疯子”。如果有好几个凶手涉案，“舆论”则会断定“凶手们是互不相识的孤僻的疯子”。谁要是有疑问，谁就会被嘲笑为“阴谋论者”。只是肯尼迪刺杀阴谋太过明显，稍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不会相信官方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误导阴谋论的方向，就成为一种补救措施，于是40多年来，各种阴谋解说泛滥成灾，而真正的阴谋得以“大隐于朝”。
刑侦学讲究的是证据，没有证据就无法得出结论。在40多年的岁月里，肯尼迪刺杀案的各种证据和证人早已灰飞烟灭了，人们将永远无法得到确凿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