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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战略和理论表述自然使党内的那些人———包括坚信“社会主义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的陈独秀在内感到震惊。拉狄克讲话中特别气愤的语气使我们发现的一份原始材料中的记述显得可信，这段记述声称，1922年中国党内极力抵制这个表述。［6］这份原始材料指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为两派，苏联大使积极支持由邓中夏和李大钊领导的较“温和派”，“温和派”自然是接受“资产阶级民族革命”观点的一派。反对派由陈独秀支持，包括张国焘、罗章龙和何孟雄。据同一段记述称，只是由于共产国际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陈独秀才最终被说服接受了这个说法。毕竟，他是在一种启示希望的情绪中投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革命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似乎都是即刻。然而，此时他被告知社会主义不会即将来临，他将不得不再次与民族主义的势力妥协。这是一个需要某些调整的重新定向。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2）
正如他先前被迫放弃“科学与民主”将拯救中国的简单希望一样，他当时被迫放弃1920年的启示———即社会主义在迫不得已与这些邪恶妥协之前将清除所有邪恶势力的希望。他只能这样想，失去了即刻成功的希望，换来了学说上的一致。此后，他的学说著述正好适应了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无论如何，清楚地知道陈独秀如此不愿接受的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第一次宣言”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1922年7月召开）中一系列概括的主张体现了新方向，大意是说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统治下，而且“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7］。封建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且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之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8］。“第一次宣言”还建议，召开一次会议以形成一个所有民主团体的联合战线。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认可了最终出现的国共联盟形式吗？所有这些声明与陈独秀许多年后的争辩，即他曾经激烈反对马林于1922年8月提出的国共联盟形式相矛盾吗？这里许多东西要根据“联合阵线”一词的含义确定。毫无理由认为“联合阵线”对陈独秀来说不是意味着追求某种共同目标的独立政党的合作。事实上，“第一次宣言”列举了一连串中国共产党有可能与国民党合作的共同目标。
同一个“第一次宣言”依然充分清楚地阐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9］。“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补充说：“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同时又能为自己阶级的利益奋斗。”［10］
由此，党在表面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定政党代表特定经济地位的阶级，以及阶级不会彼此融合的概念。陈独秀怎么会预料到马林的意见竟是“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呢？［11］没有理由认为，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的“联合阵线”一词不是应该意味着在某种总的民主框架内与国民党有限的合作。
然而，那时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正与孙逸仙讨论寻求国共联合。似乎是尽管孙逸仙对苏联怀有刚刚建立起来的热情，事实证明他仍是一个完全不妥协者。据陈独秀说：“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12］然而，来自莫斯科的国共在一定基础上合作的压力似乎并没有减弱。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林突然决定于1922年8月在杭州召开一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全体会议。所有记述都称，这次会议非常出人意料。据陈独秀的记述说，马林提出了一个动议，由于“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个阶级联合的党”，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因此工人阶级应该进入国民党并将它转变成一股革命的动力。陈独秀指出他和李大钊、蔡和森、高军宗都激烈反对马林的建议，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13］。马林于是利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被迫服从了党的纪律。一份日文的记述补充说，陈独秀甚至给列宁发了一份电报，抱怨说：“国民党内存在很大的思想混乱，其原则极其模糊，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是非常令人苦恼的。”［14］
国共合作的序幕 国共合作的序幕（3）
这里必须注意到，陈独秀对这次会议的记述是在许多年后他最焦虑地捍卫自己的名声反对李立三领导权时写的。由此，或许有理由怀疑陈独秀的记述可能是有目的的。此外，很难找到外部证据证实或否定陈独秀的记述。［15］可以利用的有限的文献，大多出自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之手，其时陈独秀是国共合作的首要合作者已经成为正统历史的一个定论。虽然如此，正统历史学家华岗的记述指出：“当时党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16］陈独秀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个记述中，但是在这里陈述的问题与陈独秀记述中所提到的问题是完全一样的。
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陈独秀甚至完全不情愿地服从了这个可能性，但是主张与“资产阶级”联合，甚至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战线是一回事，而主张共产党员真正加入国民党是另一回事。毕竟，“资产阶级”是一个有些模糊和抽象的实体，而国民党是一个与陈独秀及其支持者有着长期交往的十分具体的政治家团体。北京的知识分子与孙逸仙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唯有陈独秀的态度总是冷淡和冷漠的。我们知道，即使他青年时在日本期间，他就与他视为狭隘反满的同盟会［17］纲领格格不入。在他后来的著述中，他总体上倾向于鄙视中国的各政党。在1918年他写道“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18］。在1919年12月他写道“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两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19］。在那个时期，当陈独秀轻视民族主义时，孙逸仙却强调民族主义高于一切；当陈独秀致力于根除中国传统的任务时，孙逸仙却试图在中国传统中为他的纲领找到依据；当陈独秀视所有军阀为中国三大痛苦根源之一时，孙逸仙却与军阀妥协。
在国共联合的表述之后写的一篇文章中，陈独秀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始终承认中国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至少除剪了一些辫子和挂上一块民国空招牌外，别无所谓成功。”［20］然后，他接着列举国民党过去的缺点：（1）“推翻满清”的狭隘口号；（2）单纯依靠武力；（3）妥协倾向，他说“即使孙逸仙都过于倾向妥协”。他在文章结尾表达了对于国民党将在今后克服这些过去错误的希望。
即使当时就要求建立联合阵线，6月10日的“第一次宣言”还是强烈地批评了国民党，它不满地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他们的党内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动及对外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它还指出：“国民党为保存他在民主革命上的地位计，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21］
鉴于这种态度，陈独秀及许多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完全惊愕地看待马林的提议似乎不是完全不可信的。此外，除了他们对待国民党和孙逸仙态度的问题之外，马林的提议似乎完全使这些刚刚开始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主要信条的人们感到困惑。［22］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理论框架中，政党只是集中体现了特定经济地位阶级政治权利的政治上层建筑。列宁主义的“党”的概念，由于强调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组织关系，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