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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 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城市包装
1
很多人都认为日常生活平淡乏味。可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你我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这十分具体的一个日子又一个日子里萌生、燃烧和死亡的。
我们没有别样的日子。
如果说日常生活平淡乏味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平淡乏味？还有什么？
2
真没想到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会如此不堪一击。就一句话，一句孩子气十足的话，肖老师听了之后往前一栽，死了。
肖老师是我读医学院时的微生物学教师，学问很好但表述能力不强，为此，他容易脸红。
在那个时候，我对男人的认识比较肤浅，我认为男人的腼腆等于他心灵的憨厚。尤其有学问戴近视眼镜面皮白净的腼腆男人，是值得尊重和应该加以保护的。所以，当年我利用学生干部的职权充分维护了肖老师的体面。
肖老师当然是个聪明人。做什么也没对我说。但在一次校园的散步中，他主动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妻子和三岁的女儿。他对我这么介绍他妻子：这是你景护士长。
他又叫他女儿说：肖景，这是你大姐姐。
景护士长用一种亲切会意的热情握了我的手，肖景乖乖甜甜地说：大姐姐好。
从此我成了肖老师家庭里的常客。景护士长每个星期天必定要煨肉汤，必定要我去喝它一大碗。不久我就发现肖老师夫妇并不善于交朋结友，也不好客。对陌生人或者并不陌生的人，比如邻居，一律都怀有戒心，礼貌而淡漠。他们很认真细致地过自己的生活：不让衣服领口上有污迹，做讲究营养的菜饭，晚上看书备课间或讨论病例。由此我更加珍视他们对我的友谊。
珍视友谊并不说明去他们家喝肉汤是件多么令人开心的事。如果肖景不在家，他们夫妇就会给我找出一大摞专业杂志让我坐在客厅阅览，一直阅览到肉汤煨好。庆幸的是三岁的肾炎患者肖景一般星期天都可以从小儿科无陪伴病房放假回家。
起初我是假装喜欢肖景。摸她的头，要她叫我大姐姐，夸小姑娘多么漂亮。这套把戏仅仅是为了报答孩子父母的肉汤。那年我十九岁，我从没在小孩子身上用过心。我不觉得小孩子有什么格外可爱的地方。小孩子无非喜欢哭和吃糖。
肖景与众不同。她得了慢性肾炎。激素的治疗使三岁的小姑娘有了一张异常白胖胖鲜嫩的满月脸，这病态但有趣的脸盘上撅着红艳艳的小翘嘴巴。她在父母和病房医护人员的精心教育下显得训练有素，落落大方，从不与大人闹别扭，说唱就唱，说跳就跳。有一种亲近人和使人亲近的天赋。
星期天，当肉汤在煤球炉子上咕噜咕噜煨着的时候，我说：肖景，给大姐姐表演歌舞。
肖景说：好的，大姐姐。
肖景的保留节目是跳着藏族的锅庄，唱《北京的金山上》，但她时常还有新歌奉献。记得有一天，永远记得有那么一天，肖景从医院给我带回了一首划时代的歌。
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