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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大体是1983―1988年。主要标志是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15％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84―1996年。1984年1号文件提出，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但最主要的标志，还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能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的农村老板和敢闯荡敢冒险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亿―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当然，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上述三个阶段并没有完结，还有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公司＋农户〃阶段和乡村企业〃私有化〃阶段（当时改制并没有明确为私有化，但实际上是私有化改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四和第五阶段的改革，不是农民主导的，和前面的三个阶段相比，不是〃一脉相承〃的，对中西部〃三农〃发展是有害的，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
（二）国营退，民营进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国营退，民营进〃，也就是说，改革是按照两条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束缚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没有经营自主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除外）。
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开放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随之在1983―1984年撤销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垮台了。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各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杜润生《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坚持不懈地鼓与呼》）。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致使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滞后，以致消耗
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在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口号下，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6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中西部农业县的工业发展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是倒退的！）1986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是教育部门特权垄断的必然结果。1986年以前，农业税是农民自觉交，所以只有几个征收人员，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合法）征收总额并没有增长，但90％用于征收费用了。
到1988年，农民每亩负担合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阶段〃分田单干〃的改革成果就被落后的政治体制消耗掉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消耗第二阶段〃离土不离乡〃的改革成果，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给了沿海地区和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负担过重和不平等竞争〃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日趋加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农村市场萎缩，即使1994、1995、1996三年，粮食涨价，农民收入和需求有短暂回升，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走下坡路的局面。1997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税费，这就是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三个阶段的经济改革成果全部被消耗了。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机构和人员的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的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发展缓慢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这里要特别交代的是：事情至此并没有完结，后来的〃公司＋农户〃和〃乡村企业私有化改制〃其实是落后的农村政治体制推动的〃竭泽而渔〃式的经济改革。当然，得到了某些经济学家们的〃包装〃——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明晰产权。中西部地区，很多抵制了第四、第五阶段改革的地方，都发展起来了。实践证明，第四、第五阶段农村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第二部分 8。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2）
（四）仅仅走了大半步
回头看30年农村改革，到底走了多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明白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到底走向何方，农村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目标已经变得清晰，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