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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周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周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 爱。曾有 人猜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 ，但分寸把握得好 ，决不伤大雅。毕竟总理也愿意过正常的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 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 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 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有一次周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 在西北14 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 捺不住那活跃性子 ，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 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 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 乔 冠华像个中学生 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他们是在模仿欢迎群众， 表情都很夸张：“热烈欢迎周总理！”“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呼哧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 学生时的生活 ，忆起了青年时的活泼和自由自在。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 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 ，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禁，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上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唯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同意苏共批评中共。中国 认为以霍 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代表着亿万 欧洲人民的希望”，“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中阿政治上相互支持周恩 来总理三次出访阿尔巴尼亚。阿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两次访华。中国在 经济方面大力支援阿尔 巴尼亚，中国向阿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然而，团结合作中已埋藏着不和因素， 这在耿飙任驻 阿大使期间便凸现出来。
正如前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中国的驻外使节， 在1967年 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其他国家都处于空 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周恩来抓住中共“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决定派 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 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这是“文化大革命” 以 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 月时间里，又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 返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 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 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 调查研究工作作 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
耿飙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讲道，在那次接见中，周恩来总理曾特地指示他：“中国和阿尔巴 尼亚关系 很好，阿是当前我国外交的重点国家之一。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希望你 尽快赴任，最好在 10日就去。”耿飙请周总理对驻阿尔巴尼亚使馆的工作方针作指示，周恩来说，中央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 是： 加强 团结，友好合作，增进友谊，并肩作战。加强中阿两国的团结合作，对整个外交工作的 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带着周总理的指示，耿飙很快到任。在他抵阿的第二天上午，阿方就安排他拜会议会主 席列希，并呈 递国书；下午，拜会阿总理谢胡。22日，阿外长纳赛陪同他专程去发罗拉， 会见正在海滨休养的阿劳 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阿方讲话的调子甚高，对中国一片赞扬。
渐渐地，耿飙从阿领导人的谈话中 发现，在他们对中国的赞扬中，也包含一些不值得赞扬的 事情，特别 是“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 做法。例如，对于造反派、红卫兵严重违反我国外交政策的 错误行为。开始他还以为这是由于他们不 了解中国情况的缘故，就把我国 政府对这种错误行为的看法和处理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和说明。但 是，后来他进一步察觉 到，阿方领导人对有些国际问题的观点同中国的观点，并非如原来所认为的那 样一致， 而是 隐含着深刻的分歧。例如，他们不赞成我国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和美国接触、 谈判 。
《耿飙回忆录》特别让人回味的是，有关“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曾使作 者“感到忧虑”， 而这又与乔冠华有一定关系：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 提供的。1954年以来，我们 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阿总人口才200万， 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 字。……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 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 建了一万 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 枚举。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这符合国际主义原则，但必须注 意两点： 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 这样“有 求必允”的援助法，对我们来说，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对阿方 来说， 只能养成他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懒惰习惯，以及对外援的依赖心理，而无助于他们的经济建 设。 因此我想把这种情况向国内反映，但是又存在顾虑。因为，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 ， 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其后果难以预料。万一给江青一伙人和造反派扣上几顶“反 对国际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帽子，岂不要重进“牛棚”。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终于驱使 我撇开个 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提起笔来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写了一 封长信。信中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提出，我国对阿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 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 反而助长 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因此，我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均须重新考 虑，通 盘修改。乔冠华看信后，对我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我提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 他对此事也无能为力，只是将我的信转报中央。后来我回国后遇到李先念副总理，他对我说：“耿 飚，你胆 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 ，但一 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周总理有一次和我谈话时也提起我写信的事。他告诉我，毛主席看了我的信后说：“耿飚敢 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也许正是由于毛主席说了这句话，所以江青等未敢利用这件 事整我。
《耿飙回忆录（1949－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242－247页
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2）
1969年10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国政府代 表团的第一次会议。周恩来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