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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 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 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 把重要题 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 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 ，似乎买 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 卖掉了不 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 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 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唐瑜：《二流堂纪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页。
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 等一连串严 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 登山，他打着革命造 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 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 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 一记耳光。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 段“非常时期”。我 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 双 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 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 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 冠华就康生在 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 义、修正主义、各国反 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 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 ”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 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 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 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页。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 潮这头怪 兽的缰绳 ，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 “冬眠”之后的新 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迅 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 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3）
后来与乔冠华结为伉俪的章含之，也是在1967年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认识乔冠华的。在她颇有 调侃意味 的笔下，她俩相识相知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 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 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 院经过了一番批判 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
自己解放自己”了。
学校两派群众组 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 、乔冠华），另 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 保们”自然 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 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 时的派仗 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 进来一 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 的高 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 时我直觉 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 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 像个学者 。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 来， 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 。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 月 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 然后， 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 2月版第1版，128～129页 。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就是在 这荒诞岁 月里相识的，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乔冠华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亲属在“文革”中，屡遭不幸。他的夫人龚澎的情况容后细说。 龚澎姊姊 龚普生、章汉夫伉俪的境遇，也十分糟糕。
1966年4月，章汉夫随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 院关押过的历史 问题接受审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 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另 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 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 却无故把罪名放在章汉夫头上。据曾任我国驻印度使馆二 秘的李达南回忆：“我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 部大礼堂上看到造反派如何批斗汉夫同志的 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线 ’。每当龚普生说话时称呼‘汉夫 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而普生同 志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 呼。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老同志定为叛徒，当敌人对待，真是横 蛮到了极点。” “但在极左思潮淫威下，是非颠倒，大家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周总理对汉夫的处境十 分关心 ，他和陈老总尽管设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 城 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李达南：《一代外交家章汉 夫》，《人物》2002年第6期。
作为章汉夫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 在生前曾为怀 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 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 ，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 ，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 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