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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65～166页。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 基斯坦不久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2）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 靠边 站、或被 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 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 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 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 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 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 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 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 “砸烂×××”的狂潮裹袭全 国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 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 皇派”、“保 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 派的 做 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 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 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 小楷……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 ），一起乘 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 地官员自 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 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 ”和毛主 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 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 批评，别人 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 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 过，今天 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 ，然后说：“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 人牵上。 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 得把外国人拉来批 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 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 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 出的电报 ，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 ， 细细推 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 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 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 守 坐在总理 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 是，就在这样困难 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 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 独自坐在 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
“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 地下室批 斗。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 ，还是周恩 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 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 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 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 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 他押送到 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 。乔冠华每天将小 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 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 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 ，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 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 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 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 赚钱！”“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 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 只能将不平之气藏 在心头罢了”。
《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