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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问题。
此处内容参阅谢盖显主编：《中国当代外 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关于旧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一般的国际贯例是，当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时，新政 府继承旧政府与别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国际关系而言。然而旧中国与西 方列强的关系根本不是正常的平等关系。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历史中，西方列强通过不平 等条约给旧中国加上了种种所谓“国际义务”。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各主 要西方大国曾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新约”以 取代旧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战争环境以及旧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 特权远未得到彻底肃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显然，对 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全盘继承，将不利于新中国以全新姿态登上国际关系舞台。因此， 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了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即新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 同各国旧有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将这项 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开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急需大批外交人才。对于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从本质上说，外交同军队一样，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为了 造成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新中国独立 自主 对外政策的需要出发，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 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甘步师：《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交队伍 建设》，见《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第30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版 。
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 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那么，这些外交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是原来在解放军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 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 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如李克农、章汉夫、张闻天、王稼祥、王炳南、伍修权、乔冠华、 宦乡、柯柏年、龚澎、陈家康、龚普生、章文晋、张颖等；二是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 工作的同志，如韩念龙、符浩、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王勋平、谭希林、陈权亮、 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等；三是从文化界和其 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 ，如夏衍、戈宝权等；四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 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新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来亲自执掌帅印，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副 部长是李克农、王稼祥、章汉夫。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 兼任），同时代行亚洲司司长职务（夏衍曾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但当时在上海任市委宣传 部部长，因陈毅市长极力挽留未去外交部到任），龚澎出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 长，与乔冠华成为一对典型的外交伉俪。
当时外交部汇集了从中央部委、军队和地方抽调的外交英才，10月5日，乔冠华随着各路英 豪齐聚在北京外交部街33号那幢德园式的建筑里。
这就是原“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老楼，建国之初，一切因陋就简，几次考虑，最后选 择在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办公楼坐落在外交部街。在外人看来，名曰一条街，实际上是东单大街上一条典型 的北京胡同。这条小胡同的一左一右并排着都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小胡同，看不出有什么区 别，而惟独这条有外交部的胡同，称之为外交部街，而不称外交部胡同。这里原称石大夫胡 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动工修建了这 所土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东楼）。这座贵宾楼建成以后，并没有迎来德国客人，也没再 发挥它接待外宾的作用。不久便被启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称“外务部”（即外 交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这一古老的建筑，经过简单维修，便被征用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11月8日，在这里召 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亲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祝贺外交部的成立 ，接着对在座的一百多位外交干部作了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讲话。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开大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 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和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外 语 学校的同志主要地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然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 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 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 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经验的，但 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 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 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觉到 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周恩来转过话题，接着又说；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 谊。我们在斗争阵营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 的 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 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关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概括地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 是斗争。 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 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 在个别问题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外交人员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我们在外 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 。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要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 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在讲话中，周恩来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部传统，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设想，他说，苏联的 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多年来 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 因此，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 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关于如何对待各国前驻华使领馆问题，周恩来重申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他说；
“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 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对待，享受法律的保护。”关于处理涉外事故，要讲政策，不要感情用事，要重视调查研究，周恩来指出：“碰 到涉外事故，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 ，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多思考 ，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作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