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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冠华、龚澎婚后，就不再一个住化龙桥，一个住红岩村，周恩来已给他俩在曾家岩50号三 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住下。从此，他们两人相濡以沫，工作上互相切磋，生活上互 相照顾，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对于乔、龚的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 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 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 ，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可见，乔龚结婚，是不计世俗的影响的。
第三部分第9节 旧雨新知（1）
乔冠华撤退到重庆后，旧雨新知，纷至沓来，他广泛结交朋友，积极开展工作。
当时的文化人，大多有着抗日爱国思想，但有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里反共仍认 识不清；对国民党腐败无能感到不满，但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 据地又不了解；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也捉摸不透。因此，往往对抗战前途感到渺茫，
徘徊苦闷，找不到明确的出路。乔冠华对此很清楚，他认为要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让他们 了 解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增进抗战必胜的信念。
乔冠华组织读书会，与接近的朋友切磋谈心，为他们作形势报告，由于他对国际风云翻腾起 伏了如指掌，分析清晰透彻，博得了极大的 好评。
就是生病住院，乔冠华也不忘做朋友的思想工作。据冯亦代回忆，这年，乔冠华“以肠疾入 医院开刀，朋辈都以他的病为忧，而他却坦然处之，每日以听音乐自娱。他是极喜欢贝多芬 的乐曲的，每次我们去探病，他从来不谈他的病情，不是分析时局，就是谈他对贝多芬的欣 赏。我从来没有见他愁眉苦脸过，平日总是春风满面，鼓舞着一些对世局悲观的人。”
冯亦代：《绿的痴迷》，第15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乔冠华到重庆不久，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参加的人除龚澎外，还有袁 水拍、徐迟、冯亦代、张朝彤、胡风、戈宝权、杨刚、胡绳等人。照例由乔冠华作总结发言 ，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人对某一问题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乔冠华看报多， 看 书也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而 龚澎看的材料和她所得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读书会成员 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冯亦代记得很清楚，当年听他们两位的争论，十分惬意，因为他们言 必有据，绝不信口下结论。
冯亦代还记得，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只有胡绳、杨刚二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 争论，往往涉及复杂的形势、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揭穿了那些所 谓政治家的 谎言。冯亦代非常感激乔冠华等，认为自己周围一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 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
然而，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顽固派们对进步人士的活动，严密布控，惶惶不可终日。开读书会的一间小小的房屋前后左右竟布满了特务，监视室内人的行动。原来这间屋子前面是一户普通人家，突然有一天这家人搬走了，来往的人甚为复杂。小巷的进口处，也有了几个摊贩。乔冠华发现修皮鞋的小贩，竟然没有活计可干，坐在矮凳上瞎聊瞎扯，并四下窥视。
1991年4月，冯亦代撰写《忆龚澎》一文，生动地记录了乔氏夫妇智斗特务的场面：
在与特务斗争中，也出了不少笑话，都是龚澎和老乔机智的斗法。有一晚 我们举行读书会， 龚澎、老乔却迟到了，我们先到的人都以他们会不会出意外而担心。正在焦急时，龚澎、老 乔却排闼而入，连声说快事快事。原来他们从公共汽车下来，发觉后面跟了两条尾巴，亦步 亦趋，龚澎说应该整整这些小特务。于是他们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挡住两个特务的去路 。特务冷不防他们这一着，险些撞在他们身上，龚澎和老乔便教训这两个特务几句，说什么 事不可做，却要去当特务，问他们以后是否还要盯梢，训得两个特务狼狈不堪，连声说不敢 不敢，转身遁去。
冯亦代：《绿的痴迷》，第159页，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 1版。
不过，尽管有乔氏夫妇的机智，读书会还是不得不暂时停了下来 。一直到唐瑜建造的“碧庐”（即著名的“二流堂”）开张，他们又重新聚在一起。
谈到“二流堂”，这里需要费点笔墨。“堂主”唐瑜，是一个热心慷慨，豪爽旷达之士，他 本是缅甸华侨，因为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后，他结 识了潘汉年、夏衍和孙师毅等人，并在潘汉年和夏衍的引导下，主编了诸如《电影新地》、 《小小画报》、《联华画报》等报刊。唐瑜也用“阿朗”的笔名发表文章。抗日爆发后，来 到重庆担任了中国艺术剧场经理，帮助出版吴祖光、张骏祥等人的剧本。
唐瑜有个哥哥是缅甸的富商，对他常常予以慨慨资助。他则“呼朋引类”，在临江路附 近租下一块地皮，盖起一间可以住十多个的屋子，让没有栖身之地的文化人都住了进来。
唐瑜将新屋起名为“碧庐”。这个名字取是“壁炉”的谐音。重庆山城，四季多雨，冬天 遇雨，居家人多靠炭火取暖。唐瑜喜欢壁炉，在大客厅里专门砌了一个漂亮的壁炉，这样就 有温暖的情调，大家围坐，实是一种享受。
碧庐建成，曾举行过一次舞会庆贺，重庆文化界名流纷至沓来，乔冠华也和几位朋友前来助 兴，他对唐瑜的这一建筑杰作颇为欣赏，盛赞其有西班牙建筑的特色。从此，碧庐成为重庆 文化界的一个热点。乔冠华也经常前来，与旧雨新知聚会，谈古论今，畅谈国际形势。他又 将读书会在碧庐办了起来。徐迟回忆道：“想想当年的灼热愿望，舍生忘死的搏斗，到了今 天回首忆旧时，不禁感慨系之！”
先后在碧庐住过的有吴祖光、高汾、吕思、盛家伦、方菁、沈求我、赵慧深、凤子、全山、 张瑞芳、萨空了、戴浩茉、乔冠华、夏衍、黄苗子、郁凤、冯亦代、郑安娜、龚澎、徐迟等 人，则是这里的常客。
至于“二流堂”名称的产生，与来自延安的秧歌剧有关。吴祖光叙述了其由来及其后的遭遇 ：
那时许多和中共来往较频的朋友大都看过从延安来的一出秧歌剧《兄妹开 荒》，是十八集团 军办事处招待大家去看的。剧中一个陕北名词“二流子”引起大家的兴趣，文艺工作者不需 要严格的上班扣台，平时生活比较自由，从事专业的写作、排练、表演……亦尽有自由支配 的余地，所以一下子便接受了“二流子”的趣味。甚至有一次郭沫若来到“碧庐”聊天时， 兴致勃勃地要给“二流堂”题块匾挂挂，但由于没找到宣纸和毛笔而没有题成。
不久成立了新中国，不过八年功夫的1957年，发起了“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而在人们响应号召发言之后，又说：“这是引蛇出洞的阴 谋”，于是几乎近百万的知识分子都一瞬间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而其中一个重点竟是“ 碧庐”所在地的“二流党”，更出乎意外的是“二流党”主犯竟是我吴祖光。就这样被打 、 被抄家、被游街示众、被流放，殃及子女不能正常升学，妻子成残废……。待到进入80年代 ，我得到“彻底改正”时，青春岁月、壮丽、辉煌……都过去了。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 我得到的苦难锻炼却是别人没有得到过的，虽然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吴祖光：《 阿朗书序》，见唐瑜著《二流堂记事》，第3～4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建国后，反右斗争和“文革”时，“二流党”被打成了所谓“裴多菲俱乐部”和“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