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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含之说：“我从小生活里缺少温情，总是求而不得。我很珍惜你给我的这份爱。有此 足矣！” 乔冠华默默地看着章含之，取下眼镜，要擦眼中滚动的泪水。章含之接过他的手帕，替他擦 干泪水， 她说：“你不是说为了这份爱，你可以不当这个部长，这都是身外之物吗？既然你 说服了我，我也可 以不当这女大使。”
对她这一选择，章含之感慨万分，她说，“很多年过去了，当二十年前的一切都已成历史的 陈迹，当 我已失去了冠华，失去了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剩下我孤单单的独自一人时，我 也曾饱含辛酸地回 首当年，不知道如果二十年前，我做了另一种抉择，今天又会如何？残酷 的命运似乎从我降生之日起 就开始捉弄我！”
对章含之来说，1973年的夏天是个“多事之夏”。当乔冠华和章含之面临种种压力时，7月1日凌晨，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又在香港逝世。在 此前两天， 周总理通知她，香港方面报告她父亲病危。
周总理立即指示组成医疗小组，并派专机护送她父亲立即回北京，要她们7月2日启程。
但是7月1日的凌晨3时左右，乔冠华给章含之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先通知了他父亲 的噩耗。章含 之从睡梦中被电话铃惊醒，马上直觉到出了大事。她抓起电话，传来了乔冠华 沉重的声音：
“我告诉你个不幸消息，你一定要顶得住。行老刚刚在香港去世。我现在在叫司机，马上过 来陪你。 ”这虽然是章含之预料之中的，但她仍然接受不了这现实。她颤抖着哭了起来，说道：“就差 一天了， 为什么没有等到我和妞妞去！他最爱妞妞！”“你千万别太激动，老人家毕竟九十三岁高龄了。我马上来！”乔冠华安慰道。此时，章含之似乎清醒了一些，她坚持说他不必来看她，她会冷静的。
章含之理解到，那时乔冠华政治压力极大，要做“检讨”，工作又忙，凌晨跑到她这里陪到 天明，难 免又出闲言碎语，他们那时还未结婚。乔冠华拗不过她，叹气说：“你这个人有些事那么勇敢果断，偏偏有些事又那么顾虑重重！ ”
她挂上乔冠华的电话后，马上就接到了值班室电话，说周总理指示由连贯作代表同家属 一起赴香港料 理章士钊的后事。在香港先开追悼会，骨灰由专机迎回北京再开正式追悼会。 值班室并通知她当天下 午在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筹备会。
章含之放下电话之后，不知道该做什么，心里一片慌乱。她一直认为父亲在她的生活中并不 牵连多少 感情。如今他真的离去了，她才突然感到自己是他的女儿，他的逝去使她心中的世 界塌陷了一块。她 睁着眼睛躺在床上，等待天明，“我和父亲的种种往事都浮现出来。 我们之间从没有父女深情，因 为在我童年时代他就去了大后方重庆；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 海，住在殷夫人那边，我只在下午放学 回来偶然见到他。我的少年时代是极其孤寂的。父亲 忙于他的律师公务和应酬，母亲忙于社交，几乎 天天打麻将到天亮。我早上去上学，她刚刚 睡觉。我下午放学，她又在麻将桌上，或出门赴宴。孤独 的我常常几个小时地坐在楼顶平台 上看小说，看天空，看自由飞翔的小鸟。星期天上午我最大的愉快 是去长乐路天主教堂做礼 拜。家庭对我来说只是个嘈杂的房子，只有神父的布道和唱诗班的歌声才带 给我宁静和梦幻 。1949年我随母亲迁来北京后，与父亲才天天在一个家庭中生活。但我已培养不出那 种 父女、母女的殷殷之情了。我很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想去朝鲜打仗，想去三门峡造水电站 。
只要 为了革命，我毫不留恋这没有多少温情的家。到了六十年代初，是毛主席教育我要正 确对待父亲，他 说血缘关系并非人与人之间决定亲疏的惟一依据，我不应忘记父亲对我的养 育之恩。此刻当我意识到 再也见不到父亲时，他对我的那些点滴关怀都记起来了。在我上大 学时，周总理有一次去看望父亲， 父亲把我的一张照片送给总理，请总理关照我。后来，总 理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询问我的情况。我知 道后反而对父亲很生气，我说我不想当民主人士 的女儿，受照顾，我要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走自己的 路。父亲到了晚年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 感情，但却不知道为我做些什么才好。……
父亲有一次病重， 住在北京医院，有一段时间 ，神志不清，我天天去看他。以后他病情好转了，有一天，我送家里做的 饺子给他。父亲吃 完后叫我坐在他床边，非常动情地对我说：‘这次我病得很重，有些话我要对你说 。我觉得 对不住你。……章家到最后有出息的只有你。可是我一点都没有为你做点什么，你是靠自己 奋斗成才的。我到这个年纪，最有安慰的只有你了，总算我章门有幸。……’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父亲 动情，一时不知何以作答。我和父亲之间从来没有这样开诚地谈过话，我只是要他 好好休息。他那时 耳朵已经完全聋了，我写下来给他看，要他放心，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他宽慰地点头。这一切在当 时是些生活中的琐事，而如今父亲离开人间二十年了，我才觉得 幸亏有那次谈话使他得到些许安慰。 ”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年12月第1版，第167～169页。
第二天清晨，乔冠华又给章含之去电话，问她睡一点觉没有。她谎说睡了。他不信，又说 要去。章含 之推说有许多事情要做，不必了。她第二天就要去香港，说不定晚上也见不到他 了，她还要去学校把 女儿妞妞接回来。她说她一星期就回来，要他保重。
这天下午，章含之去政协礼堂开治丧委员会的会议。散会的时候，天下起雨来，下得很大。
她站在政 协礼堂外的台阶上，望着那倾盆大雨，心头说不出的惆怅。正在这时，一辆汽车急 驶过来，她当时的 那位“通天朋友”从车上下来，匆匆找到她，说来给她“打招呼”说 在她离开北京的一周内，外交 部可能要出大事。右倾错误是肯定的，乔冠华也肯定要涉及， 要受批判。并说要有思想准备，究竟是 站在革命路线一边还是死心塌地跟“乔老爷”走 章含之嘴上说谢谢她赶来打招呼，但心里已乱成一 团麻。这天晚上，章含之尽管非常忙乱，但还是希望能见乔冠华一面。无奈他也忙，活动完了又去 周总理那 里开会。章含之知道那些会总要开到凌晨。他们两人只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互道 珍重。章含之很想 给他也打个招呼，应付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但她怕电话中说不清，反而 增加他的压力。7月2日，章含之怀着伤感和忐忑不安，离京赴广州，再转赴香港。当天深夜她从广 州给乔冠华写了一 封信的。信中她说：这次离开你很感不安。也许我把事情看得过重。我不放心你，担心你的身 体，也担心你处理不好那些 复杂的困难。不过我深信你对党的事业的赤诚之心能使你在复杂的环境中增添智慧和力量。你 我之间 最大的一致是我们做人都是光明磊落。我想有了这一条，我们就可以永远问心无愧。不管今后生活道 路如何曲折，斗争的风暴如何狂烈，风里雨里，我们总会在一起，这将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广州的夜晚经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现在异常的清新和宁静。刚才我在院中漫步抬头看见晴空 中明亮的 一弯新月，想起你是多么喜欢皎洁的月亮。我相信我们此刻正怀着同样的感情望着同一个新月 。
生活与斗争把我们联结在一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离。祝你一切都好。章含之在撰写《十年风雨情》时饱含深情地写到：“事隔二十二年，当我今天重读这封信时 ，我难以 抑制自己万分的激动。在当年那扑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