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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薄Ｋ裕Ｉ皆诠�13年里提供的是某种信仰，而非解决之道。而如今，信仰与解决之道都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福山先生看似漏洞百出的理论，已经坚持了13年，它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却并未死亡。民主政体、资本主义与世俗社会仍吸引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投身其中，尽管它们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技术性问题，但没有有力的声音能反对它，也没有组织与学说提供了新的选择性。福山为历史不容置疑地指出了方向：“人类不是会盛开千姿百态美丽花朵的无数蓓蕾，而是奔驰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一辆辆马车。”但是，一个疑问仍旧悬挂在天空，就像福山自己写道的：“即使大多数马车都到达了同一个城镇，我们也无法知道车上的人是否会环顾一下新环境—当发现这个环境并不适合他们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一个新的、更遥远的征途。”
我们无法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冥想中，除非你拥有足够长的生命，比如1000年左右，可能会看出其中的一些奥妙。目前的问题是，我们都知道哪个城镇是我们的阶段性目标，我们该通过什么方式来更快地达到。而先到的马车能强迫走弯路的马车更快到达吗？
2003年3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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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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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格雷（JohnGray，1948－），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活跃的英国自由主义学者。
格雷毕业于牛津大学的PPE（跨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学系），在约翰·普拉马纳茨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哈耶克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之后成为牛津大学基督学院的院士，并任教于该校的政治学系。1997年，布莱尔工党之新政府执政不久后，格雷转到伦敦经济学院（LSE）的欧洲研究所，教授欧洲政治思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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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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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历史哲学家的以赛亚·伯林已获得了独特的声誉，但这个无法归类的伟大知识分子常常陷入某种对身份合法性的焦虑之中。在1963年致朋友的一封信中，54岁的伯林写道：“至于我自己，是陷入了四面八方的重围之中：你觉得我是一个小心而敏感的逃避问题的人；别的人几乎全都谴责我在论战中不够温柔敦厚，进行概括的时候太过轻率，对精密分析既不够谨慎也不重视，而且缺乏学术上的中立性。所以我这样做该死，那样做还是该死。”伯林的传记作者大卫·伊格纳季耶夫将60年代的伯林视作是一个身陷重围的人，因为“左派厌恶他，右派又怀疑他；由于太富于怀疑精神而难以取信于有责任感的人们，太强烈的责任感又让他在为现状进行辩护的人们中间始终觉得不自在。”
在约翰·格雷四壁空空的办公室内，两张赛亚·伯林的照片复印件孤零零地贴在一面赤裸、惨白的墙壁上，他的微笑正对着面容安详的约翰·格雷。这一年，这位伦敦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史教授也正好54岁。“他是我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格雷在谈到前者时涌现出无法抑制的奕奕神采。因为究其一生，伯林从不试图建立起一种所谓的体系，也从不强迫人们接受他的观点。他像自己所说的懂很多事的“狐狸”一样，在不同的领域间跳来跳去，并时常处于某种矛盾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约翰·格雷先生就像1963年的伯林一样身处“左右都该死”的夹缝之中吗？
眼前是一张令人尊敬并讨人喜欢的面孔，不管在倾听问题还是陈述之时，他的目光似乎都自然地延伸到更远的方向。他热情却并不激动，身材高大的他即使与我只有半米之隔，却也令我感到强烈的缥缈气质。在我短暂的阅历里，没人比他更符合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的设想：他既生活在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英国记者伊恩·哈尔格维斯这样描述他在剑桥的公共汽车上目睹的约翰·格雷—“（他）朝向车尾而坐，神情空洞地盯着前方。这是那种不会被其他乘客打扰的恍惚表情。”
眼神中的空虚感丝毫不影响他的友善与专注，他也并未如我想像的那样滔滔不绝乃至喋喋不休。总而言之，他一点也不怪异，尽管他或许是我们时代最富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源源不断地发表出耸人听闻的言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一派攻击的标靶，而他则可能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抛弃掉自己曾经所倾心支持的立场。
“柏林墙的倒塌与双子塔遇袭间的12年将被视作错觉的年代。”在“9·11”发生后13天，约翰·格雷在《新政治家》上言之凿凿地写道：“（这个错觉）全球化年代已经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大胆而又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极了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或是塞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创造的“文明的冲突”。这些简洁有力的标题，使人们自然地忽略掉其更深层与复杂的推理过程，它们都被轻而易举地广泛传播与误读。格雷以他著名的、不容置疑的口气强调，贯穿在12年间的“全球自由市场”与之前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一样，不过是某种灾难性的乌托邦。而纽约与华盛顿的悲剧不过再次证明了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我们的历史，在“9·11”之后，将告别纠缠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而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就像格雷所说，“为宗教、种族、领土与日渐稀少的资源而战。”
步入艰难时期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纯粹以石油为目的的战争吗？尽管约翰·格雷说他不知道是否一定会发生战争，但“依我所见，这将是自越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争，远比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大得多。”格雷相信，海湾战争是一场100％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而即将展开的这场战争，石油只是40％的因素，它仍带有某种强烈的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色彩。
他大胆地预测道，21世纪的战争将主要由争夺日渐稀缺的资源而生。“在中亚地区，为争夺石油控制权的大国游戏将恢复到19世纪那样。海湾地区，贫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不断高升油价来得以生存，而富裕的国家需要不断下降的油价以确保繁荣。”在格雷忧郁的眼神中，马尔萨斯，而非乐观的启蒙思想家，才道出了我们面临的未来。
似乎没人能够认真地对待约翰·格雷先生，尽管每个人都不放弃每一次可以攻击他的机会。在“9·11”周年纪念前后，格雷对于“全球化已经终结”的判断被《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称作过去一年中“流传最广的谬论”。因为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交流并未发生人们最初猜想的那样逆转。
但在2002年底接受采访时，格雷说他看不出修正一年前说法的必要性。因为“事情的确发生了转变，美国正在抛弃全球自由市场的模式，它放弃了它曾经奉行的理论，现在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又回到了早期的样子……”格雷倾向于认为，我们的世界正在步入另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经济层面尤其明显，美国经济的恶化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就像他之前所说的：“随着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就是人类的前途。”
很少有人会真正严肃地对待约翰·格雷的忧心忡忡，尽管他常常占据着公共话题的中心角色。他是今日英国最重要的左派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产的议论占据着《卫报》与《新政治家》这样的大众媒体的显著位置。如果你喜欢排名的话，他刚刚在2002年底被《泰晤士报》评选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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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步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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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转变的立场
但是，神态优雅的格雷先生被某种不恰当的喜剧色彩所包围，因为人们实在搞不清他的判断何时又会发生转变。罗伯特·斯基德斯基勋爵—三卷本《凯恩斯传》的作者，在评论格雷出版于1998年的著作《伪黎明》时写道：“格雷的知识立场转变已经成为传奇。在20世纪70年代，我被告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在80年代，他成了撒切尔的热情支持者。（一次铁夫人对我说：‘约翰·格雷怎么了？他过去是我们的人呀。’）接着他采纳了时髦的共产社会主义。从他最近的一本书（《伪黎明》）来看，他是马克思所说的‘反动派’—希望破灭，却对灾难有着生动的理解。他充满激情并光彩照人地扮演每个角色。这使我们很难知道该在多大程度上严肃地对待他的争论。”但是，当你放弃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