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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研究中东事务，并加入美国代表团参与了埃以关于巴勒斯坦自治问题的谈判。1983年，福山回到兰德公司原职。1989年，复入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小组，担任负责欧洲政治军事事务的副主任。1995年至1996年，福山再度回到兰德公司。
福山是美国斯拉夫高级研究协会的会员、对外关系理事会的成员，同时兼任《外交事务》杂志的书评编辑、美国总统生物伦理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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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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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斯·福山2003年3月8日离开华盛顿前往中国的那一周，《经济学人》的封面上是山姆大叔神色紧张、双目惊恐的身陷书堆的漫画。《让我们去伊拉克》、《牛津邪恶词典》、《国家重建初学指南》、《伊斯兰的扩张》这样名称的著作将他紧紧包围。这期杂志的社论是《Takingontheworld》。“他的脚底下，你可以看见《历史的终结》”，福山在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的讲演以这种自嘲开始。
被习惯性地蔑视为缺乏教养的布什政府正在被迫学习理论来支持他再造世界的雄心吗？尽管对伊动武的时间被一拖再拖，甚至希拉克在2003年3月10日表示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的行动，但谁都清楚，战争已不可避免。主要的战争很可能在短期内就结束，更多的探讨已转移至美国将伊拉克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进而引发一场重塑中东的连锁反应的问题上。新闻记者与半调子历史学家，已急不可耐地将之与美国在二战后对于德国和日本的改造进行类比—它们都已从战争制造者的极权体制过渡成稳定的民主政体。而一个遵循了民主政治与自由市场的中东，将有效地消除它潜在的不稳定性—催化恐怖主义、油价的变数，乃至巴以冲突……
“这是一场赌博”，尽管与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及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弗威茨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前者曾任教于同一所大学，与后者曾共同在里根政府任职），并坚信民主政体与自由市场是历史演进的终级模式，福山仍对于这场行动保持某种谨慎：“在德国与日本的成功是否适用于阿拉伯国家，对此，我也没有答案。”福山分析说，伊拉克有一些优势，因为它不像阿富汗一样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它拥有政府的根基，有现成的公共服务系统，还有石油资源。尽管他不相信它在短期内就可以成为一个民主政府，但以更长远的眼光看来，这仍存在可能性。他相信学者与官员们花了过分长的时间来讨论阿拉伯是否能接受民主政治，但某些例证已提供了一些明证，比如土尔其成功的世俗化。
福山拥有典型的东方气质。他1952年出生于美国，父亲是一位杰出的日本学者，参与建立了京都大学的经济学系。他沉静得不无拘谨，偏矮的身材使他行走在人群中时很容易被忽略。事实上也是，我在他被簇拥到演讲座位后，才看到那张著名的面孔。他的衬衫领子不太顺从地略微突出来。当讲话开始时，他的双手交叉起来，并形式有限地作出手势。他的声音强度与速度也被控制在一个相对平均的维度，这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式的讲演人，却不是个引人入胜、善于（禁止）幽默的情绪调动者。
福山安静的个人气质，与他的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热烈讨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如今的时代，很少有几位以思考和写作为业的人比他遭遇过更多的攻击、引发过更多的争论。在过去的13年间，他每一部著作的出版都像一桩新闻事件，总是触及到我们世界正在面临的根本性转变。纯正的学院派可以攻击他的思维体系漏洞百出、过于通俗。在1989年提出“历史的终结”时，他也很容易被视作是一位昙花一现式的人物。但令人惊异的是，与大多数名噪一时的学术明星不同，他一直顽强地活到今天，他的影响力几乎未受损伤。尽管这种影响力常常被简化成某种符号，就像人们常常在“文明的冲突”与萨缪尔·亨廷顿之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亨廷顿所要表达的具体观点与复杂的论证过程一样，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历史的终结”紧密相连的，也尽管福山要一遍遍地重复，“历史的终结”实际是由黑格尔而非他本人创造的。
关于福山的一切故事是由1989年开始的。这一年，37岁的福山成为新成立的布什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这是他第二次为政府工作，上一次他是以中东事务专家的身份进入国务院，那是1981年的里根政府，当时的政策规划处主任是PaulWofwitz。时年28岁的福山刚刚从哈佛政治学系毕业，他的导师之一是塞缪尔·亨廷顿。在此之前，他在康奈尔大学专攻古典文学，遇到了给他影响至深的阿兰·布鲁姆。后者引领他进入了科耶夫的世界，而科耶夫因诠释黑格尔而著称。多年之后，他回忆说他对于人类本性的认识是源于布卢姆的。接着他来到耶鲁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并在巴黎进行了短暂学习（甚至像海明威那一代一样写作了一本小说，当然，它从未发表），那时是罗兰·巴特与雅克·德里达的年代。但这些形而上学并常常不过是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一定让年轻的福山厌倦了。他来到哈佛学习，比起抽象的、过分学院化的概念，具体而真实的中东事物更令人兴奋。而在芝加哥大学与他相识的教授，却相信这种经历使作为政治学家的福山不同寻常—他是可以将文学与美学上的知识注入政治学著作的。
好了，让我们回到1989年。再次进入国务院的福山先生，已经有了奇怪而眩目的教育背景，有了政府工作经验。他曾跑到巴基斯坦作调查，也曾作为代表团成员参与埃及和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独立问题的谈判，还在独立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做了几年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苏联与中东问题的分析报告。或许大多数见过他的人都不怀疑“这是个聪明的年轻人”，但至于有多么杰出，似乎还没有结论。1989年年初时，福山给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备忘录中提醒，德国可能重新统一，而华沙条约也可能终结。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保守派杂志《国家利益》上，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宣称了后来被不断争论的命题，“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以其罕见的知识能量与雄心，宣称比起君主制、法西斯主义等，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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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未重新开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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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它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即使这份杂志的主编欧文·哈里斯也说，他对于该文的观点，也持相当的保留意见。但随着1989年诸多事件的戏剧性展开，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这篇文章迅速赢得了爆炸性的声誉。在西方世界凯歌高奏的1989年，福山的声音听起来既赏心悦目，又充满了先知般的色彩。
当然，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和3年后他在此基础上扩展成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福山的理论被简化成一句时髦用语，流传于世。在每一次历史事件发生之后，比如海湾战争爆发后，人们都会不无嘲讽的问道：“历史终结了吗？”这种疑问在“9·11事件”后获得了更多的生命力，但他们却都忘记了福山在最初即以强调的：“我得出的终结观点，并不是指一个个事件的发生—无论是重大的还是严重的事件，而是指历史，指一种在基于所有人、所有时期的经历基础上所理解的一个惟一的、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历史终结并不是说生老病死这一自然循环会结束，也不是说重大事件不会再发生或者报道重大事件的报纸从此就销声匿迹。确切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得到了解决。”
在持续了半个世纪、遍布了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大变局之际，福山先生又重新提及了一个延续了两个世纪的古老命题：历史的发展是有方向的吗？福山指出的方向与150年前马克思所思考的社会发展进程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都坚信历史具有其指向性。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批评者有理由指责马克思的理论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本应具有开放性，但凭借这一点却似乎很难驳斥福山的观点。“历史终结”充满了与福山本人的谦虚不相符合的傲慢，它让很多批评者或明显、或隐隐地感觉到不适。但是，我们却很难找到真正的反对论据。“9·11”发生之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