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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一手资料的重视，但他不希望他的记者们不断用“谁谁说”来打断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探讨与看法。因为只有这种意见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基础之上的。他们像支持自由贸易一样支持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纪的威尔逊、白芝浩一样，仍是启蒙运动的信仰者。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寻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决眼前的困扰。“尽管进步并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确有可能不断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对极端环境主义者的悲观论调，更反对这种封闭性的思维方式。尽管未来并不确定，《经济学人》却试图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分析来探索可能的方向—“我们不是报道什么，而是告诉人们怎么去做”。这是比尔·艾默特从少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学者与记者这两种职业间作出选择。在1998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充满自嘲地回忆起1980年进入《经济学人》的经历。22岁的年轻人申请了所有可能的记者职位，但几乎全部被驳回。“《经济学人》是对我态度最好的一家，（在经过一轮的写作测验与面试后）他们会说：‘真的很抱歉，我们现在没有空缺的职位。先去做些别的事吧。’”44岁的艾默特如今回忆说。但在牛津大学作过18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并准备前往巴黎完成论文时，他突然接到《经济学人》的电话，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价格低廉的实习记者前往布鲁塞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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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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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比尔·艾默特成为驻东京记者，他不忘提及他的前任看到他时有多么失望：总部竟派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实习生”来接替这个“重要职位”。“前往东京，是因为我想发现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段经历几近完美地体现了一个年轻人发现世界的过程。他从未去过东方，没有日本朋友，不懂日文，甚至从未读过关于日本的著作。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来讲，日本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它的经济表现使整个世界黯然失色。“但我却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艾默特在1989年12月出版的《太阳照常落下》（TheSunAlsoSet）是第一本冷静、清醒地指出日本经济潜藏的种种问题的著作。一个月后，日本的泡沫经济破产了。这一时机，一下子将比尔·艾默特推向了准预言家、日本权威的地位。艾默特说对于一家集体署名的媒体，这种外来的声誉有助于其自身的身份确认。很显然，“它也对于我在1993年获得这一职位有重要的作用”。同样关键的是，这一经验使艾默特更加坚信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普遍原则的适应性远比特殊性要广泛得多。这也使他在伊拉克的战争问题上，坚定不移地站到了美国一方。他相信萨达姆不过是一名独裁者，推翻他不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相反，它可能促成一场阿拉伯地区的真正现代化。他也不相信文化传统与价值观是不可改变的，因为“1945年后的日本用5年时间将自己建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是一个编辑规模比它的影响小得多的杂志。《经济学人》在全球的分社根本无法与《纽约时报》或《时代》相比，它全部的编辑人员不过100人。它多少有些不屑于追求地区化的编辑方针。《经济学人》几乎向全球出售统一的编辑产品。它喜欢称自己是“全球性的声音”，而非地区性的。它87万册的发行量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出售给英国本土的。就像艾默特所说，“英国不再是帝国这一现实，解放了《经济学人》”，它更可能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份报纸的特性吧，除去绝对杰出的写作风格，集体主义的声音，大学教授一样的编辑人员，它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称《经济学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确，就像160年前一样，《经济学人》仍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它是个保守派吗？似乎又不是。比尔·艾默特领导下的《经济学人》支持同性恋运动、文化的多元性，反对王室家族。就像这份报纸自己所说：“它支持了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它支持了美国的越南战争，但它同样对哈罗德·威尔逊与比尔·克林顿的自由派主张持肯定态度。”
但这种矛盾并未掩饰《经济学人》的真正立场，即它对于特权阶层的反对，对于历史的确定性的藐视。它不相信有什么结论是不言自明的，它坚信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它相信人们通过争辩与探索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的问题。它也不沉迷于意识形态，它认为很多灾难是可以通过技术性手段来解决的。它坚信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普遍性原则……而面对眼前的复杂问题时，它还希望我们都有一种不可遗忘的幽默感。这些信仰绝非说明《经济学人》是一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常常犯错误，只是它从来不避讳承认这种错误。尽管它常常以一种先知性的口吻在说话，但它最反对就是排它性、封闭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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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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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你加入《经济学人》，1993年你成为总编辑，你认为在过去20年间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23年前我加入《经济学人》时，它的规模仍很小，发行量只有今天的四分之一，在当时关注的主要是英国事务，读者的大多数也来自于本土。
过去20年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以上情况完全改变了。我们大部分篇幅关注的是非英国问题，只有不到20％的读者是英国人。尽管我们很早就被视作具有国际性眼光，但直到现在我们才成为一家全球性的报纸。
第二个变化与其相关，《经济学人》变得更加职业化。当报道全球事务时，我们有更多的全职记者与作家，他们具有更加杰出的能力。因为媒体的竞争更加激烈了，人们很容易通过CNN、BBC来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设立了更多的办事处，拥有了更多的驻外记者，以提高报道质量。
第三个显著变化是，比起直接的新闻报道，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分析性文章上。尽管我们仍称自己是报纸（Newspaper），但事实上，我们变成了一份AnalysisPaper或是Argument。我们很少关注那种即时性新闻。
《经济学人》的变迁反映了英国与整个世界的社会变迁。在我1980年加入时，只有一名员工是非英美籍的。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日本、印度、德国等不同国籍的用英语写作的记者。员工的教育背景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仅仅是那些在英国大学受教育的牛津与剑桥毕业生。我们的员工拥有更广泛与复杂的教育和出身背景，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女性员工。
我们对一些事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我任总编辑期间，一些编辑政策也做了改变。我决定《经济学人》应该反对王室，我们应为废除王室而呼吁。而如今编辑部内大部分员工也支持这一倾向，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在1843年《经济学人》创办时，英国是世界的中心，一个帝国，而如今它只是个二流国家，这种改变如何影响了《经济学人》？
英国的衰落解放了《经济学人》，让我们更加全球化。我们是非美国视角的，当然我们吸收了一些美国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但我们如今更为独立了。英国只是我们感兴趣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一家英国的报纸，有着英国式的态度，但我们不仅仅为英国的利益服务，我们关注所有的国家与地区。对，我们受制于这个现实，我们是英国人，受的是英式教育，但我们相当全球化。
《经济学人》的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编辑，比如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第三任主编白芝浩，他们的主要传统是什么？
我们被他们影响，但我们并非他们的俘虏。最大的影响来自传统，这是基本的信念—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民主。这些观念来自于白芝浩与他的岳父—也就是《经济学人》的创始人詹姆斯·威尔逊。
这些基础的信念被继承了下来，同时我们仍喜欢白芝浩关于清晰写作的信念—并没有复杂到无法用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题。我们相信可以用清晰的英语写出专业化的文章，比如金融市场是如何运转的。人们可以用简洁而准确的方式交流，这是《经济学人》始终坚持的传统。我们可以关注生物技术、政券市场或是中国政治，或是格林斯潘。我们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些，因为使用了相似的表达方式，这是白芝浩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