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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管我们对于他的理论存在着多么大的争论，我眼前的这位安东尼·吉登斯先生，拥有显然并非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能量。他从属于一个更伟大的传统，他对于社会理论的雄心勃勃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他们因观察工业革命影响下的新社会的诞生而创造了社会学的概念，而吉登斯则试图捕捉在由高科技、信息、全球资本主义构成的新时代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对于政治的热忱与参与度，则令人想起拉斯基与凯恩斯，尽管他坦承，知识分子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对于他们的诱惑。
采访当日，身处伦敦闹市区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周围正聚集着大批消防队员及其支持者，他们罢工以抗议布莱尔政府拒绝给他们增加薪水，就像《新政治家》杂志主编彼德·威尔比所说：“布莱尔的工党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工党。”这场罢工的原委仍需考察，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盛行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却越来越像一桩陈年旧事，而在1998年时，它看起来是如此前途无量。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都成了中左派的政府。至少看起来，大西洋那边的比尔·克林顿也像布莱尔一样欣赏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经过时，而新的政治应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这听起来有点空洞是吗？它实际上也的确很空洞。吉登斯先生在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与两年后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将他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的积累都转化成了某种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论，他幻想出这样一种政体，既能够拥有自由市场的效率，又能够拥有福利国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能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不，第三条道路没有失败”，吉登斯显然不同意我们的假设。不过时至今日，没人怀疑吉登斯开创了9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尽管它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政体解体后，在占据了世界舞台50年的左右之争示弱时，还有什么比“第三条道路”这样宣称“旧政治思维已经死亡”的新理论更能打动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新型政治家”呢？
比起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勃勃与备受争议，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拓展才更具标志意义。他在BBC久负盛名的莱思讲座的题目暗示了这种意义—“失控的世界”。他以“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为引言作为讲座的开头。在弥漫于90年代上空的种种终结理论中，吉登斯说：“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前几代人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质问，疯牛病、尼克·里森事件、全球变暖、男子精子数下降，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什么共同点？而现在这串名单中还应加入非典型性肺炎与伊拉克战事。吉登斯相信这种混乱是我们面临的全新事物。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的社会，两项根本的转变促成了它的到来，自然界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传统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得到控制，而新的风险往往是我们自己今天行为的结果。于是，这就引伸出了吉登斯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反射性”，即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依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行事，我们的行为决定着结果，从而缔造现实的世界。这种反射性在这个传统终结的年代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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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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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还是就此结束吧。试图在一篇短文中总结吉登斯先生的思想充满风险，尤其是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过分强烈的开放性，你会经常迷失在他的行文中。2003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吉登斯将结束他的院长生涯。尽管一些人批评他像经营公司一样领导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但没人否认他赋予了这所伟大的学院以新的活力。他所涉足的宽广领域，使他倍受争议地成为这个高风险时代的知识领袖。
采访最终以并不礼貌的方式结束，吉登斯匆匆打断我们的问题，不由分说地在他新出版的两本小册子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塞到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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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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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年前，你说布莱尔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位政治家，他也是你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现在你怎样看待布莱尔？
我想你们有点夸张了，我没有说过布莱尔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政治家。我说的大概是，他是一个不错的政治人物，现在我仍然认为是这样。在他上台以前，工党在英国历史上已经连续18年没有执政了。他现在已经连任了两届，极有可能会连任第三届。他获得了很好的改造英国社会的机会。布莱尔是一个非常好的首相，尤其是在西欧的政治领导人纷纷陷入各种难题时。
那你怎么看布莱尔在“9·11”之后的反应？那次惨剧发生后，布莱尔成为了美国的积极支持者，并称英国应该更主动地干涉国际事务。
我更倾向于认为，布莱尔对“9·11事件”进行了深思，而不像其他政治领导人那样仅仅是表了一下态。显然，“9·11”是冷战的延续，阿富汗则是“基地”组织的中心。历史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势力向全球拓展的恐怖主义组织甚至能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破坏。所以，布莱尔将此事件视为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因此，在阿富汗的问题上，布莱尔与美国结盟，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是正确的。
从长远来看，你认为“9·11”惨剧将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是历史出现的新变化，是全球化的一个反映。因为通讯方式的进步，全世界正变成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网络，从而也为不同于以往的、以新形式出现的恐怖主义提供了活动的可能。双子塔遭袭，就是自17世纪以来工业化国家第一次受到非工业化组织—即所称的“非国家行动者”—的袭击。我们对于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商业活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是非国家行动者包括的不仅仅是暴力组织，还有一些深藏恶意的非政府组织（NGO）。所以我说，世界力量系统正在发生转变。
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因为，你也能看到，我们正在告别领土战争。从欧洲、拉美，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了征服别国领土的野心。但是领土争端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日渐式微的问题。
因此，我们有希望不再看到20世纪所常见的领土战争，只有地方性的冲突。暴力网络最有可能和这种地方性冲突发生关系，比如车臣问题与“基地”组织的关系。但是这种冲突在规模上仍然很小，不能与传统的领土战争同日而语。所以不要夸大这种冲突的负面效应，它不过是社会变化的一个方面。
在20世纪年代初，全球化还不像今天这样广受关注。但在过去10年间，全球化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你认为，对于全球化最主要的误解是什么？
不仅仅是反全球化主义者在误解全球化，就连IMF、WTO内部的人也在误解全球化。后者认为全球化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将其等同于全球市场的增长或金融机构日益递增的影响。我认为全球化是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其驱动力来自于先前我所说的那些事物。
也许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讯的发展，而非1989年的苏联解体，亦非全球市场的兴起，而是通讯革命，更准确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通讯革命和电脑革命的联姻。所以我说，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更全球化、更加互相依存的时代的起点。通讯媒介的易用化，成为了其他许多变化的基础。
因此，你需要探讨更为复杂的全球化，而非仅仅局限于全球市场。全球市场的确也很重要，但是认为将社会向市场开放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想法显然是有误导性的，一切都指望某种经济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没有将经济的所有方面都进行市场化。
在19世纪人类进行工业化革命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创造了现代的社会学观念。而今，我们正在进行另一次变革，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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