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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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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金融时报》因为对全球化的关注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你认为下一个……
你是说下一个刺激（stimulation）吧？
对。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和英国本土市场占据了主导位置，目前31万份的发行量在欧洲地区还无人可以动摇，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欧洲市场上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很强大的分支机构，现状令我们很满意。而且过去3年来的进步很大，现在（美国版）日发行量是14万份。在亚洲，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增加了印点。我们一直在努力，比如增加副刊、为亚洲各国—比如中国—的读者量身定做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使内容更加适合更多的读者，如以更多相关地区的事件作为头版，推出更多的特别报道增刊，以作为一个全新的亚洲新闻平台。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日本，我发现报纸中的很多内容不适应日本市场。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有些新闻应该放在更醒目的位置，有的应该放在更里面，还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发表出来。
给我们谈谈你的全球理想吧。
你是说这张报纸？
你本人的。
我自己可没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对我们的报纸抱有全球野心。
诸如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之类的？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确说过要把发行量提升到100万份这样的话，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将资金投放在发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销、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目前，我们对于亚洲市场还处于摸索期……
我们的一个参照对象是同属皮尔森集团的《经济学人》。不过《经济学人》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发行上要容易得多。他们是周刊，而我们是日报，在配送方面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经济学人》的发行量是……
70万？
70万。对，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个数，我们两家的读者群差不多是重叠的。
在全球化的前进步伐放缓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时报》能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全球化在放缓？你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证据表明啊。说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上升。
对，中国这边是在上升，但美国那边却出现了下降，而且全球经济活力似乎也在减弱。
但奇怪的现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许多公司在将生产制造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讯和全球购买力减弱这二者结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了影响。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全球化的确面临着很多威胁，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些威胁一个都还没有造成危害。
在你看来，今天《金融时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点？
呈现，呈现，呈现。图表、设计、照片，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人加以足够重视。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你何时何事都能写出天下最绝妙的文章，如果呈现做得不好，人们就不会看你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许在2004年这张报纸会发生改观，但是你不能失去读者的认同感，不能把报纸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又必须有新意，这并非易事。
过去5年里，全球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新闻业兴奋的大事件，如dot…泡沫破灭、安然丑闻、“9·11”等等。那么，在你看来，对新闻业来说下一个最值得报道的大事是什么？
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我希望战争可以得到避免。
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颇为丰富的采访经历，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能谈谈你对自己采访过的这些政治家的看法吗？谁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想想，嗯，我得尽量从记忆里搜一搜……在政治领袖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满胆魄的以扎克·拉宾。
很多商界领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访的诺基亚的约玛尔·奥利拉。还有好多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却让人尊重。你不觉得吗？人道主义组织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资本主义团体，只是工作逼使他们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
那么你的个人经历会怎样影响这张报纸呢？你会往《金融时报》里加入更多的国际政治报道吗？
很有可能。首先，我从事新闻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加入了路透社，没有什么职业会比路透社的记者更国际化了。他们对你做完培训后，会先让你在伦敦呆8个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去认识很多人。
你年轻的时候，哪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对你的影响最大？
在小说方面是狄更斯，在戏剧方面是哈罗德·品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则是君特·格拉斯。还有斯威夫特，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到了他怀疑一切的眼光。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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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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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1938－），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
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共获得了13个名誉学位。
吉登斯是当代倍受关注和引用最多的社会学者，其观点极大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吉登斯所编教材《社会学》已印刷了60万册，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已成为标准的基础读物。该书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本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
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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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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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尽管自始至终，它的气氛都不够愉快。在约定时间的15分钟后，安东尼·吉登斯大步地从门口走进来，身着灰黄色的风衣，他有一张比大学教授更为世俗与紧张的面孔。他礼节性地与我们握手，引导我们进入他的院长办公室。室内简单甚至有点简陋的装饰让我们大吃一惊—四墙几近空空，挂着再简单不过的装饰画；沙发与书架似乎带着20年前的气息，以至于我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的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办公室。
我无法压抑自己的紧张。简单的寒喧之后，我该问些什么？这位口音很重的英国人今年（2002年）65岁，他很可能是过去30年间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一直是“几代大学生课本的生命线”。他还是社会学领域中构造理论的创建者，是他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使“全球化”这一名词占领了学术与公共探讨空间，以至于现任欧盟贸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说，是吉登斯，或者说是人们愿意相信是吉登斯，发明了全球化。而自从《超越左和右》在1994年发表以来，他又进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谁都知道他与托尼·布莱尔的亲密关系，他的“第三条道路”帮助塑造了新工党，并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而在1997年，他成为创办于1895年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的第11任院长。这是全球最令人尊敬的领导职位之一。这所既拥有哈罗德·拉斯基、卡尔·波普尔、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这样的伟大教师、又培育出乔治·索罗斯、迈克·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这样别具一格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与现实政治间的关系。一个时常被遗忘的角色是，吉登斯还是一位重要的出版人。他参与创建的政治出版社如今是人文社科出版界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对了，他还是超过35本书的作者与编者。
总之，不管我们对于他的理论存在着多么大的争论，我眼前的这位安东尼·吉登斯先生，拥有显然并非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能量。他从属于一个更伟大的传统，他对于社会理论的雄心勃勃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