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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写丛炝Φ娜恕；毓苏庑┍浠跋炝ψ畲蟮目峙率窃黾拥腡2版块。这是一个很重视视觉效果的杂志日刊，在西方很少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这样做是为了让《泰晤士报》在不破坏传统的前提下更贴近当代，这是观念上的一大挑战。
《每日电讯》的销量比你们大，其原因何在？你怎样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他们正在下降，我们正在上升。呃，阅读报纸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改变起来很难，不过还是可以实现的。说实话，他们的一部分销售是通过高回扣来实现的，如果从支付全价的订阅量上来看，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小。
你对改变《泰晤士报》的长远目标是什么？是要做英国发行量第一的报纸，还是有更远大的全球目标？
当然英国是第一位的（笑）。
我是说在当今世界上，《泰晤士报》要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以时代记录者（generalrecord）的身份出现的，我喜欢这个说法。但今天与旧时不同，媒体已经改变。电视新闻有着巨大的影响，还有互联网、电台，不一而足，我的目标仍是要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个时代的记录者。所以人们需要相信它能够做到客观，做到不乏味。以前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得以佐证。如果我能将这种观念打破，我不是说我个人，而是说如果这张报纸能将其打破，那会非常令人满意。而在经营上，我们则希望在高端读者市场上获得更大份额。
没有想过要使它更有力地去影响政治、影响政府吗？
不，没有想过。我们有充足的原因去这么做，但是我们只想做我们自己。人们尊重我们的报纸是因为我们公正。我们清楚自己的价值观，相信市场经济，相信个人的自由，相信国际化和全球化。所以说，有一套原则告诉了我们该说什么。有时候报纸刻意地要去做出影响，做一些宣传活动，我反而觉得是不真诚的。
难道你不想成为另一个约翰·德兰尼吗？他和议会、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向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很了解《泰晤士报》，布朗先生、邓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国政治家），我很了解这些人，很了解这些机构。去见这些人的确很有意思，是一种荣幸，但是却不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去为报纸增加声誉。这份报纸不是表达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ofego）。
但有观察家批评说《泰晤士报》与工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报纸这么说的，他们当然不会为《泰晤士报》唱赞歌。如果用市场、经济稳定性等标准来衡量，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我们当然不会赞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时我们会强烈地反对一些事情。如果现任政府“向右转”了，我们不会只说一句“喔，这个政府不是工党政府了”。我们会综合考察它的表现，我们也许会说，“唔，也许保守党执政会比较好一点”。但这只是假设，现在还很难下判断，因为这届工党政府不同于往届工党政府。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你怎么看今天的《泰晤士报》。它创办于1725年，19世纪中期达到了巅峰，20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
访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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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两地相比，我还是比较喜欢住在伦敦，但在伦敦之外，我更愿意去北京和纽约。
从你17岁到41岁，过去的24年来你认为新闻业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我想，最大的变化应该是技术。技术创造了信息，技术也影响了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你需要改变报纸，就是因为互联网等新技术造成的冲击。25年前的报纸不再与今天的报纸相同。你需要知道观众都知道什么，你不去了解，就不会有人买你的报纸。
新闻工作者的角色改变了吗？你知道，以前他们的形象包括反政府、反商业，但同时他们受教育程度又不是特别高。但今天，一切都改变了。你认为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的受教育程度还是那么低（笑）。我想有的新闻工作者仍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高估了。新闻业惟一没变的，是新闻工作者要做到有批判的眼光，不能偏听偏信，你需要对其做出评估，在做评估时你得做到公平，并且要强硬，以前的政治新闻编辑记者就是这么干的。但和旨在提供分析和新闻的新闻业相比，两者间有很大的不同。我很希望我的编辑手法会变得更客观一点，能够最快地找到和挖掘事实，向事实发起挑战，而不仅仅是刻意地将自己变得不同。
最令你沮丧的经历是什么？
沮丧？最大的沮丧，是当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很少会为别人感到沮丧，我一般会对自己感到沮丧，
你常常对自己要求很苛刻吗？
是的，你不得不这样做。你常常会在别人不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时感到沮丧。我认为问题肯定出在我的影响力不够以及自我表达的方式上。我认为真正的沮丧比较微妙，比较个人化。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