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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铃歇息了一阵复又响起来,徐秘书这才惊醒,猛地坐起来,拿起了话筒。
“喂!……是啊!……什么?”他的声音突然发生了变化,“没有,没有来过,是什么时候?……”
他放下话筒,一骨碌爬起床,扯亮电灯,推开陈政委的门,急迫地报告说:
“彭司令员失踪了。”
“什么?”
“彭司令员失踪了。”秘书重复一遍。
陈政委早已坐起来了,他知道深夜来电话是必有要事的,正在把毛衣穿上。听到彭其失踪的惊人消息,他加快了穿衣的动作,一边从床上下来,一边问情况。
“是什么时候?”
“晚上十一点左右。”
“过了这样久,怎么才打电话来?”
“不是为了告诉您消息,是问司令员到这里来过没有。电话是监护彭司令员的小崔打来的。”
“还有些什么情况?”陈政委声音有些发抖,穿衣的动作很慌乱。
“没有说别的,小崔急得直想哭。”
陈政委像准备出征一样,连鞋带都特意扣得紧紧的,把军帽戴好,将大衣拿在手上。虽然只有一只手,动作很迅速。徐秘书见政委如此,自己也赶快穿好了衣服。
政委搂着大衣从里间走出来,口里念道:“唉!这个老头子啊!这个犟老头子啊!你又搞什么名堂了?”他急得在房里团团转,而后停下,求救似地望着自己的年轻秘书,好像在期待他拿出最好的主意来。徐秘书能有什么主意呢?首长焦急,他也心慌,直垂着两手,毫无办法。
陈政委忽然想起,是不是钻到哪个老战友那里吐苦水去了?便扔掉大衣,开始打电话。彭其在北京的所有知己陈镜泉一一熟识,多半在部队,也有在国务院的,他首先从部队找起,以职务大小和关系亲疏为序,问了一家又一家,每个接电话的人都很惊奇。
电话查询无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政委和秘书面面相觑,谁也不能启发谁,呆立了半天,几乎连眼都不眨一下。
“你估计他会……?”政委说。
“不会想绝了吧?”秘书猜测着说。
“难讲。”政委沉重地说,“这个人性子暴,宁折不弯,什么都做得出来。”
“唉!……”
“小徐,他要是走了绝路,我回去怎么向许淑宜交代?他跟你一起在北京,他死了,你活着回来……”
“不会吧?不会吧?”徐秘书怀着良好的愿望。
“叫部车来,我们出去一下。”政委决定。
“到哪里去呢?”
“总不能……他那里下落不明,你在这里睡大觉吧!四十多年,生死与共,到今天,死活都不问吗?”
徐秘书叫来了汽车,政委和他穿上大衣,默默无声地走下楼去。司机问开往哪里,政委说:“出去再看吧!”出了门,他叫司机开慢一点,慢到要能看清街上的每一个行人。所去的目标是不清楚的,一边移动车子,一边考虑去向。
这时风雪已减小了许多,呼啸声没有了,雪片变得稀少零散,显然进入了大风雪的尾声阶段。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遇见一个两个大概都是餐馆工作人员赶去上早班的。有时也遇上不可思议的人,既不像有什么急事,也不像出外旅行,孤零零在大街上闲逛,表情麻木、步履松弛。这么大的城市,可以想见,什么人什么事都会有的,像彭其那样过不了除夕夜的人难道是绝无仅有吗?文化大革命以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非命,谁也无法估计,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要做这项统计。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死掉相当于一个小国的人口,在这里是不现形的。陈政委不知听谁说过,近一年多以来,火葬场出现了两次忙碌的高潮。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送往火葬场的尸体大都是死于自杀的,往往没有亲人哭送,处理也很草率,有很多是不需要留骨灰的;另一次高潮是去年下半年,死者多半是青年,或者因为中弹,或者捅穿了胸膛,或者砸破了脑袋,或者肢体不全。这些死者大都有很多人送葬,花圈不少,追悼仪式相当隆重,因为他们都是武斗的英雄。每遇上一个奇怪的行人,陈政委都要加倍仔细地打量他一下,哪怕穿着和走路的姿势完全不像彭其。无目的地转了一些地方以后,政委想到了火车站和铁路,于是,车往那里开去。徐凯在各个候车室里转了一圈,摇着头钻进轿车。政委提出要到铁路线上看看,担心那个犟老头子会不会躺在铁轨上。司机说铁路旁边不能行车,政委便叫他把车开到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上去。
铁路线上堆着厚雪,只有铁轨还裸露在外面,此时沿着铁路去寻找一个失踪的人,不但希望渺茫,而且每迈动一步都非常困难。
“政委……”徐凯望望铁路线,又望望政委的脸,意思是说,你看这能走吗?
政委没有吱声,抬腿踩进了深雪中。他穿的是浅口皮鞋,立刻有雪粒灌进鞋里去了,他顾不得,好像彭其就在前面不远处横躺在路轨上,等待他迅速赶去。只见空袖筒在雪垄上飘飘摆摆,两个人影扑扑腾腾地向远处走去。
“政委,”徐凯说,“您看这里并没有什么脚印。”
政委不睬。
“下雪以后还没有人走过。”徐凯又说。
政委像没有听见。
“政委,我们不要走了,他没有到这里来。”徐凯赶上一步,想挡住政委。
陈政委提步一转,干脆走到枕木上去了,徐凯也只得跟随他走上枕木。枕木上的雪层浅多了,但高低不平,走起来仍很困难,陈政委毫不在意,加快步子往前面疾走。
“这很危险!”徐凯气喘吁吁地吐着白雾提醒说。陈政委只有喘气的声音。
远处有火车叫了一声。徐凯警告说:“火车来了,快走下面去。”
陈政委还是没有听见,加快步子小跑起来。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上的病,忘记了这是不许走人的地方,几乎也忘记了跌跌撞撞直往前奔的目的。他怀着一种负罪的心理,一种想通过糟践自己来减轻压抑的心理,麻木不仁地拖动两腿。他丧失了自制的能力,大脑已经休息,代之以一根发条在牵动四肢。他听不见自己走路的响声,感觉不出背后还有人跟着,雪花在鞋里溶化他不知冰冷,寒风削面几乎要撕下他的耳朵他不知疼痛。这有什么意义呢?走了这么远不见有任何踪迹,还走到哪里去呢?你能走到这条铁路的尽端吗?往南一直可以走到海边去,往北可以通过西伯利亚直到欧洲。你有什么根据确认他躺在铁轨上呢?即使真在铁轨上,他也早就分身几段了,你把他找到又有什么用?陈政委意识不到他的行动是盲目的,他的理智冻僵在酷寒的空气里,惟有四肢还在被发条牵动着不住地动弹。火车又叫了一声,距离已经很近了,车灯的光柱照得冰树的枝桠闪闪烁烁,铁轨在脚边震动起来。
“快下去!背后来车了!”徐秘书大喊了一声。
陈政委仍往前走。
“呜——!”火车汽笛在背后长鸣,带着呼呼的风声扑上来了。
陈政委加快了脚步。
“政委!”
徐秘书抢上前去,拽住了政委左边的空袖筒,来不及说明,往路边一拖。政委差一点跌倒,徐秘书将他抱住。火车呼啸着擦身飞驰过去,声浪如天崩地塌从头顶压下来,徐秘书心有余悸,抱着陈政委止不住剧烈地颤抖。
火车过去了,谁也没有看清是客车还是货车,陈政委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感到全身无力,手指僵硬地散开,发抖。
“政委,快回去,您的病又要发作了。”徐秘书焦急地喊道。
“不,不要……”陈政委把徐凯的手推开,自语道,“是我害的他……”
“怎么是您害他呢?”
“你不晓得,小徐,你还不晓得我们那些事,我们是死结同心一起参加共产的。这个半年,我……我拿刀子杀他。他不晓得我的难处,我跟他没有机会在一起谈谈,他以为我是自己要杀他的,他看到我……我当组长,我喊起来比别人的嗓子还大,我,总是讲‘不老实!不老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他不恨别人,恨我,他恨我,他想不通,我刺伤他的心了,是我的罪过啊!我的罪过啊!小徐,你晓得吗?是我的罪过啊!”
“您别想得太……政委,现在还不能断定他是自杀了,说不定是到哪个地方告状去了呢。”徐秘书竭力安慰自己的首长。
“不,他到哪里告状?他又不是不晓得,那些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呢!他不会去找什么人,只好找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