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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均匀变过来的，有些地方变了，有些地方不变，于是成了一片花斑。他从花斑点点的天花板上发现了艺术，是最奇妙的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形象不准确，具有可变性，还有许多不易理解的线条、斑点和色块。这艺术启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范子愚偶然从一个角上发现了类似斗争大会的场面；接着，整块天花板便成了斗争大会集锦，到处是拳头，高挽着袖子的手臂。到处是挨斗的对象，躬着身子，挂着黑牌，架飞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踏上好几只脚。他从这些艺术品中看见了自己，原来是挥舞着拳头，后来是被别人用脚踩住。自从联合宣传队进驻文工团以来，他已多次经历山崩地裂的斗争会了，每次都是架着飞机去，架着飞机送回来。这时候肩关节还在痛，头皮也好像脱离头盖骨了——是被揪的。他体会到架飞机的滋味很不好受，非但肉体要承受痛苦，而且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任何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被这么一架一揪，就会立刻变得十分狼狈、丑陋、面无人色。每次被架上斗争台时，在恐惧、痛苦、委屈、悲哀的复杂心情的间隙里，还隐约夹带着一种这样的奇怪心理：“邹燕在不在会场上？她看到我这个丑样子会不会与我离婚？幸好结婚了，有孩子了，要不然，再也别想找到女朋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最好的教育其人之法。范子愚受了这一段教育，心地变得非常善良了，他由自己联想到别人，将心比心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于是，在怜悯自己之余，也怜悯着被他斗过的那些人，包括彭其、胡连生、陈政委乃至最可痛恨的保皇狗。他们那些人当时是怎样活过来的呢？他们被斗时想了些什么？也想到了老婆离婚的问题吗？他们有没有使肩关节不痛的诀窍？他们所受的痛苦更沉重啊！因为那时正是武斗吃香的时候，现在已经收敛多了。每一个乐极生悲的人都要后悔，新近衰败的革命家范子愚也后悔了。最先后悔的就是关于武斗，架飞机，踏上一只脚。其实这些斗争形式并不是他首创的，但他同样受到一种创造了罪孽的良心责备的痛苦，后悔着不该搬起石头最后砸在自己脚上。
他住进这间囚房已有一个多月了，刚进来时并不以为然。反复回忆自己造反以来的全部经历，想来想去以今天的标准是功大于过，功过抵消还有结余，应该得到某种酬谢。却为什么只记过不记功呢？他不相信毛主席会同意这样做，凭着运动初期的经验，料想这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会要打救革命功臣的。因而他并不怎么怕，甚至预见了保卫部长和联合宣传队的人明天将要倒霉。要他写检查材料他不写，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又架了一次飞机，接着架了好几次飞机。架飞机是不好受的，他决定采取战略退却，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反攻。他开始写了，而且写得很多，把所有经历过的事都写上去。不加分析，不戴帽子，像写造反日记一样客观地将事实记录下来。这当然是不符合要求的，为了这，又架了两次飞机。他的态度再次硬起来，因为飞机架惯了，肩关节也锻炼得可以了，搞来搞去，不过如此而已，可怕的变得不可怕了。
与此同时，联合宣传队组织了少数积极分子对范子愚家里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就像以前查抄方鲁的家一样，不过要比那次查抄仔细一百倍。铺盖卷起来了，被子都拆开看了，小孩用过的尿片撕开了，衣柜的木板缝里用竹签通遍了。至于书籍、废纸和笔记本，不管是范子愚的还是邹燕的，所能见到者全部收集起来，用木箱装上，贴好封条，送到保卫部待查。其实负责翻查那些东西的人也并不是保卫部的人，而是刘絮云。为了那些东西，刘絮云关在一间不许外人进去的临时保密室里整整工作一了半个月，但她要查的那个叛徒交代材料并未能找到。
想找的没有找到，意外地发现了一样有用的东西。在一块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片的反面有几个这样的字：上而横摆着“打倒”二字，下面竖写着“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打倒”的“倒”字右侧还有一个“彭”字的左半边，刘絮云认为这个半边“彭”字是多余的，便把它裁去了，剩下的字正好勉强拼成了一条反动标语。所以说是勉强，是因为上面二字横排着，下面的字竖排着。横竖是不要紧的，只要那些字拼凑起来能得出需要的意义就行了。于是，拍成照片，放成原样大小，复制好几张，拿一块小黑板将照片钉上，把发现过程写上。
又要架飞机了。这一回来势特别凶猛，有点类似在植物研究所斗彭其的情况。与会的群众是真正的愤怒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照片，感觉范子愚欺骗了他们，就由于他，使所有造反群众戴上了受蒙蔽的帽子。范子愚被架到会场时，“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如雷劈顶。人们跳起来了，冲上来了，小礼堂的屋顶几乎被声浪掀开了。
“范子愚，这是你写的字吗？”有人把小黑板摆在范子愚面前。
“这……”范子愚一看，哑了。
“说！”
“我……我……”
“说！”
“字……字……是我写的。”
“好啦！铁证如山，供认不讳。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范子愚押下去！”
“不！不！不……”范子愚说不清话了，只好大哭起来。
“坚决镇压反革命！”
口号声严严地压住了哭声，谁也听不清他在哭。
这次斗争会时间最短、前后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就像在梦中踢着一块石头，短促地惊醒了一下。十分钟的斗争会对范子愚来说应该是不值一提的了，但正是这十分钟的斗争会改变了他全部思维活动和整个精神状态，在大声嚎哭中几乎撞到墙上把头碰碎了，幸而有人拖住。谁知道那几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写的呢？闲着没事就喜欢拿支笔这里画画，那里画画，鬼知道画了些什么！心里可从来没有想过要写条这样的反动标语，为了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实在是没有道理，是魔鬼缠身，是天要降灾于你。阶级斗争是冷酷无情的，想解释，想求饶，都是没有用的。联合宣传队已命令他把书写反动标语的动机、思想活动和阶级根源写出来，这回可不敢再硬了，再硬就要带手铐了，只能来一个认罪态度较好，争取宽大处理了。自从反动标语被揭发以后，联合宣传队再一次发动群众检举反革命分子范子愚平常的反动言行，又出现了一个大字报和小字报的高潮。凡是可以公开张贴的就写成大字报，内容特别反动或牵涉旁人的就写成小字报。邹燕没有办法，只好又把文化大革命初期揭发过的关于范子愚说“政治政治，不正也不直”的话重新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搪塞。经过将近两年的造反，在“现在这年头，谁也管不了谁”的条件下，范子愚的反动言论还能少得了？一个晚上就贴满了小礼堂。其实，最要命的内容还不在大字报上，而在不予公开的小字报上。如有一张小字报揭发范子愚“恶毒诬蔑江青同志……原夫……电影……某某某……怎么怎么……”这一条可要了范子愚的命，跟原来已经查出来的反动标语联系在一起，他的反革命罪行已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思想联系的了。
罪该万死的范子愚真正害怕了，开始认真考虑老婆将跟谁去，孩子的出身成分填什么的问题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关头，而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他不敢再抱侥幸心理，决心想一切办法来解除危难。他日不食，夜不眠，面容憔悴，身体瘦得不成样了。
有一天，他提出要回家刮刮胡子，经两个看守人开恩，陪同他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就寻找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幼儿园，他要邹燕马上去抱回来。他颤颤抖抖打开一个抽屉，发现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知道是抄家了。找了半天才把刮胡刀找到，在脸上横一下，竖一下，没有条理地胡乱刮了老半天才把胡子刮净。
邹燕把四岁的孩子抱回来了，范子愚扔掉手里的东西，扑向门口，接过孩子来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亲，一边把眼泪揩在孩子的脸蛋上。孩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害怕起来，哭着要妈妈抱，妈妈也在流泪，并已泣不成声。两个看守人心肠软下来，没有硬催范子愚快走。范子愚打开柜子这里寻那里找，找出了小半瓶桔子汁。他让孩子坐在自己腿上，用小汤匙一勺一勺喂给他吃。一边喂，一边掉泪，拿汤匙的手激烈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