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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特辛出发，劳伦斯和弗丽达向梅兰和泼斯安而行，这两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梅兰
诺和泼斯安诺。然后，在“纯粹的古老的意大利”特里安特（现在又称为特兰脱），
弗丽达“十分闷闷不乐”，劳伦斯写到，“因为一切都又要重新开始。”弗丽达后
来回忆到“那个非常便宜的旅馆，墙上斑斑驳驳，床单不干净，卫生间十分糟糕”。
劳伦斯曾看到过她“赤着脚在冰冷的，布满茬子的田地里行走，对潮湿，饥饿和寒
冷都付置一笑，”现在却看到她站在一个广场上，坐在那个所有流浪诗人的典型—
—但丁的塑像下哭泣。
那些时候，在特里安特和利伐之间有列车通行：劳伦斯就买了火车票，这样，
他和弗丽达可乘列车行完剩下的旅程。但是，当他们到达利伐时，他们已是十分穷
困了，以至于不得不违禁地在房间里做饭吃，当意大利女佣人进来整理床铺时，他
们就得把酒精灯和食物藏起来。不管怎样，他们的行李最后终于到了，弗丽达可以
脱下她的“农夫袍子”，换上一件漂亮的蓝上装；她的姐姐也给她寄来了一些漂亮
的衣服和帽子，现在，弗丽达可以在这个奥地利的要塞城镇，在被劳伦斯称为弗朗
兹·约瑟夫的“巧克力士兵们”中间招摇过市了。劳伦斯仍戴着那顶从慕尼黑买来
的，廉价的，没有样子的草帽。
但在9 月16 日收到从达克华斯处寄来的50 镑现金时，他便是相当富裕的了。
两天以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向南而行了，到达了加格兰诺，
二个月之后，他在那里完成了《儿子和情人》的写作。
与他那天色阴沉的诺丁汉和经常下雨的英格兰相比，这里是一种绝然不同的生
活。现在，他是生活在被阳光晒得乌黑的人们中间，以后，他将称颂这里的人们。
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明媚的。这个年轻人正在改变自己去适应那个时而欢快，时而
忧郁的德国女人，随着他们生活时光的流逝，白昼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灼热，太阳
在这里好象比北方更接近地球，金色的光焰热烈地照耀着大地。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年轻的劳伦斯很有作用。他以前经常赞美北方的自然景
色，这样的赞美在《白孔雀》和《儿子和情人》中比比皆是，而且是用一中浪漫主
义运动时期作家的目光和手法去进行观察和描述的，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为之感
动。但是，对南方自然景色的感受，使劳伦斯发生了变化，而且渐渐地对自己以前
对工业区的自然风光的描写感到愤怒。这种感情在《儿子和情人》中还无特别的表
露，虽然此书完成于南方，但对那个地方并无提及，在上一个世纪，易卜生在意大
利写下了他的许多剧作，这些剧作讲的都是北方的事情，虽然，在作品的这里或那
里都有一些南方的记印，例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跳的塔兰泰拉舞。在《儿子和
情人》中没有塔兰泰拉舞，甚至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用在加格兰诺
写下的素材而写成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描写。
另外，劳伦斯不喜欢工业社会题材的作品，因为他读过的19 世纪的各种作家
的作品：托马斯·卡莱尔（那位成为工业界巨头之前的年轻的卡莱尔），马休·恩
诺德，约翰，拉斯金和威谦，莫里斯，下面这些从格拉姆·马丁的《工业主义和文
化，1830——1914》（1970）一书中的摘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以及他们的手都变得机械了。他们丧失了对任何形式的个人
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信仰。他们所希望和为之奋斗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部的
联系和安排，是规章制度——这样或那样的机械主义。他们所有的努力，联系和观
点都是机械主义的，都有机械主义的特征。（卡莱尔1829）
正是向这种现代最为邪恶的机器的降级和堕落，才把许多民族的人民引向为一
种自由而进行的、徒劳的、无条理的、毁灭性的奋斗之中，而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
这种自由的本质（拉斯金，1853）
我曾说过，对机器的信奉是困扰我们的一种危险；我们经常荒唐地将机器置于
一种不相称的地位，这样的机器，如果真有什么益处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
人们总是信奉机器，好像其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似的。（恩诺德，1869）
正是这种对商业的迷信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终结，这种迷信认为，人是为商业而
造就，而不是商业为人而存在，在这样的迷信中，艺术也暗然失色；人们已不再是
在偶然的时机借助于这种迷信，这样的迷信已充斤于我们日常生活。机器，铁路和
如此种种的东西，现在确实控制着我们，但本来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控制。（莫里斯，
1883）
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只是偶尔提到了那个主要画面中的这种丑恶之处，
但此书以后的大部份作品中，这样的论述就在其后影响着他，虽然直到他感受到了
意大利乡村城镇的阳光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在加格兰诺，劳伦斯也正在
使自己关于生命的力量的思想定形下来。他在给欧内斯特·柯林斯的一封著名的信
中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他的宗教；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观点中，
他试图将生命和思想置于相均衡的位置上——用劳伦斯的术语讲，“生命知识”和
“思想知识”，然而，在领略了意大利的阳光和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的无忧无虑之
后，他当然会从过去的阅读中记起那些19 世纪的作家所看到的，机器主义的危险
和机器主义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侵蚀作用。
已故的维凡恩·德·苏拉在他1951 年的一次有关劳伦斯的题为：“D ·H ·
劳伦斯：中西部的预言家”的讲座中，将劳伦斯置于英国文学史上的大预言家的
“长列”之中，这些预言家包括“14 世纪的兰勒德，16 世纪的莫尔和拉提默；
17 世纪的班杨以及18 世纪的布莱克、卡莱尔和莫里斯”，平托教授补充道：
“劳伦斯是这个行列中最晚的，但决不是最末尾的一个人物。”
（五）意大利的黎明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加格兰诺一直逗留到1913 年，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安宁的
一段时期。如前所述，《儿子和情人》的结束，意味着他过去经历中许多艰难坎坷
的结束。在加格兰诺，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二阶段的两
部成功之作，《虹》，完成于1915 年，《恋爱中的女人》，完成于1916 年末或
1917 年初。加格兰诺还是阿依金的延续，而且现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一起生活不
只是两个月，而是整整7 个月。从《瞧！我们走过来了！》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
到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们的第一次意大利旅居中幸福和欢乐的表露；在那里写成的
诗中最末一首《春天的早晨》（即被郑重其事地称为《天堂重人》一诗之后的那一
首）这样说：“在粉红和蔚蓝之中／在天空和杏花之间／一只麻雀展翅飞翔／——
我们走过来了……”那些日子里，墨索里尼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将那湖的西部石崖上
的加德埃森安纳·奥西登托凿穿，“由于后面陡峭的山岩”，从利伐去加格兰诺的
唯一途径就是坐船。劳伦斯从皮艾特罗·帕奥列（一个“头发灰白的意大利老头，
举止温文尔雅，下巴像狗，并有一个40 岁的可爱的妻子”）那里租用。
维拉、勒盖那的底层空房，80 个里拉一个月，在那时大约合63 个先令（不
计兑换费），或15 个半美元，“包吃包．住，服务齐全”。与绝大部分意大利语
的习惯用法相矛盾的是：此旅馆名维拉·勒盖那，其字母e 上有一个重音符号。
在那里，弗丽达第一次认真地开始操持家务，但是，炉了和铜锅是很难对付的！
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
——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
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
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
救了她，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
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