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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写完了，现在我坐在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同一张桌边，向外看着同样的街道与远山。春天又到了。昨天我写出……
玄奥的春天
以缤纷花朵
将魔法
施展于大地……
因而，就如这本实质的书由灵感、创造力及梦的内在实相具体化出来，外在世界也由内在世界浮出。
后记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的妻子珍·罗伯兹，已去世十三个月了。我是在一九八五年十月初开始替她的书《梦与意识投射》写后记的。如我已通知了许多来信者的，珍在连续住院了五百零四天后，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五日在艾尔默拉的一家医院中去世，当时我陪伴在她身边。她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蛋白质枯竭、骨髓炎及软组织感染。这些状况是来自她长期的类风湿关节炎。我将在其他的书里更彻底地讨论珍的“症状”。事实上，我计划终有一天写一本她的传记，而我现在正在为那个方案做些研究。
在珍去世后，我变得极端地忙碌，我必须对付我的悲伤，而我选择的方法之一就是，立刻开始写一系列的“悲怀记事”详尽地记录并写些小品文。我没告诉任何人关于那些小册子，以及我画了三幅珍死后躺在床上的画像的事。我有义务要花许多个月去完成一本赛斯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我们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开始的书，早在珍入院之前；如我计划的，在她死后第二天我就恢复了那本书的工作（按照我们几年前同意了的一个过程，珍在第二天火化）。我也继续写她入院后我们合作的两本其他的书。还有许多法律上的事得处理，许多信待回，并且还有新的来信。
当我领悟到我的妻子已死去一周时，我实在无法置信。当我在房子里生活和工作，它看来并没有两样。虽然我心伤痛，却对世界表露一张愉快的面孔；我说话且开玩笑，做每件我该做的事。我也发现了一件必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些知道珍逝世的人，当我们碰面时，立刻变得羞怯起来。我感受到他们为他们抑制的同情而生的窘迫，以及他们怕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恐惧。他们不想再进一步伤我的心。令人惊奇地，我发现自己在给他们安慰，帮他们越过这种阻碍，以便我们能谈话。我的访客重新提醒了我，珍的死亡对于我是多么私人的一件事，却又是多么的有普遍性。光是在我们的星球上，从“生”到“死”的过渡，就不知发生过多少兆亿次！而我不相信任何人曾比珍更英勇地试图应付过生死的问题。
不过，当时间渐渐过去，我开始想写一点关于珍的去世的正式东西，所以，上个月当still…point出版社的吉姆·杨给我这个机会为这本书写篇后记时，我立刻接受了。
吉姆写道：“对我来说，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让你对珍及她的工作做一个声明。对珍的许多读者而言，有个机会听听她的配偶讲的话是很好的，因为你曾在赛斯书的诞生上给予如此美丽且不可或缺的协助。”
一旦接受了吉姆的建议，我便知这后记不会包含很多有关此书的事。这书本身就已很完整了。那么，这篇东西将包括不只有关珍的资料，并且还包括了我自己与她、她的工作和她的死亡。我相信，纵令实体上我妻子不再与我在一起了，她却同意我的抉择，因为她助我学到，我能给世界的唯一真正独特的东西，就是我对它的创造。
到如今，许多人已知珍的死亡，而这使得我不可能在她的书里按照时间顺序处理那件事。当然，我不应以顺序的方式提及它，直到当珍住院时她和我完成的两本书都面世以后那时宣布她的死讯才没问题！但为了方便之故，在此书里，我依时间顺序谈到某些事件；我觉得因为它是在好些年前写的，使这书成了我讨论珍的死亡及统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想地方；我认为它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之后的一本书。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里，我固守着当她传述那本书时所说的“赛斯资料”，加上对我们当时的个人生活的报告。我没向前跳过时间去写她的死亡，因为那件伤心事还远在未来两年半之后。
较明确的说，我将这篇探讨珍的死亡的短文围绕着以下这些项目组织起来：她在一九六六~六七年写这本书，及我们试想出版它而未果；我对肉体死亡后人仍然幸存的接受；在我太太死后不久，我有一次感觉到她的清醒经验；我为她的死创造的一个隐喻；一个梦，在其中我不仅接触到珍，并且给了我自己中肯的资讯；另一个关于珍的死亡隐喻；我有关“存有”（entities）之间的通讯之猜测，不论他们是否真有肉身；可能来自己离开肉身的珍的一封信由其收受者寄给我的，她是个我将称之为华乐莉的读者；我写给苏·华京斯的小笺，有关她母亲的死；由我已出版的信中的一些摘录；珍有关我们的关系的短文；以及，最后，她提到她将来的非实质旅程的一首诗。
这本书怎会由Stillpoint出版公司发行，它又如何可被认为是一份“失落的稿本”，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只在此述其大纲。不过，首先，我提醒读者，珍在一种出神状态为一个自称“赛斯”的没有形体的人物说话；他自己定义他为一个不再贯注于物质实相的“能量人格元素”。去年七月，我的经纪人谭·摩斯曼打电话来，叫我找找他记得珍十七年前给他看过的一本文稿，那时他还是刚开始在prentice…Hall出版公司起步的年轻编辑。那份稿子是《梦与意识投射》。那时，他一读完它，就叫珍写本谈赛斯本人的书。其结果就是《灵界的讯息》。那书在一九七0年出版；珍在里面用到此书的一部分。
珍在一九七O年一月开始口授《灵魂永生》。在三月里，谭代表Prentice…Hall和她签了《梦与意识投射》的合约。《灵界的讯息》出版了。珍充满了创意，她一直在将未用在那本书里的部分加到《梦与意识投射》里，同时她自己的新作又一直把它挤出去。最后，在一九七一年，谭将她这本书的合约改为给《灵魂永生》的合约。珍没再继续试想卖出这本书，我也没有。而不知怎地这本完整的好书就被打包收起来了。谭在一九八二年离开了Prentice…Hall，当珍去世后，他变成了我的经纪人。当我在三个月之后应他要求重新发现这本书而检查它时，我无法相信这完成了的稿子竟从未被出版，我真高兴吉姆·杨立刻接受了它，我知道珍也一样高兴！
在此，没将其他生命形式纳入考虑的话，我相信人类人格死后仍幸存吗？鉴于珍和我致力了二十余年的充满了爱心的、热情的“工作”，当然我相信。对我而言，没有其他答案有直觉的或意识上的合理性。我认为若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在心理上和心灵上是相当局限的，因为这种信念只会阻碍或延迟我们对正在创造的个人及群体实相其整个“本质”更进一步的了解。我想我们全都在寻找答案，而我们的追寻表现在我们生命本身。
以那种说法，我有我自己关于“幸存”的证据，就如珍也一样。关于这种事，我们一向有太多问题，而无法满足于我们的宗教和世俗体制提供的非常局限性的“答案”。我无法相信在生死大事上，我的心灵会愚蠢到去沉溺于“一厢情愿”，只告诉我那些我想有意识知道的概念。每一次，当我可能感觉到我自己对甚至我们自己的物质实相的无知（更别说另的实相了），我会求助于我自己的感受和信念。真的，我没有别的办法，珍也一样。如赛斯以好几种方式告诉我们的：“永远不要接受一个与你自己的经验矛盾的理论。”珍和我找到好得多的答案，纵使它们只是更基本，存在着正面的答案，否则心灵不会费神去在自然的神妙架构内问那些问题，而且心灵也知道，自然是活生生的，且尽我们感官能理解的，它是永恒的。我的心灵知道，在大自然的范畴内，人类人格死后就湮没无迹是不合理的。
我想，自从珍在十三个月前去世之后，我有过几次醒时和作梦经验，在其间珍和我相互通讯。别人也有这种经验。我将提出我自己的两个经验，而我从未谋面的朋友华乐莉也提供了一个。
我和珍第一次有意识的接触发生在她死后不到两小时。在离开医院前，我用电话安排了一些丧葬事宜，清晨四点我开车回家。
我后来告诉一个朋友：“那是个暖和而星光明亮的夜，美极了。”而当我下了车，仰望那无底的天空时，我感觉珍就在那儿，在车子上方。她跟随我回家了。我大声说：“珍，谢谢你。”而走进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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