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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作战的细节。
这次会议于1941年1月11日结束。会议结束后，在国防人民委员C·R·铁木辛哥
领导下，又进行了一次战略性的对抗军事演习。朱可夫应邀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
的基本目的，是要帮助参加者掌握战略性作战行动的原则；确定可能发生军事行动
的战场；教练高级指挥人员在复杂的条件下，对各种情况进行估量并作出决定；就
大规模使用炮兵部队、坦克大部队和空中力量的现代进攻战役如何实施，统一人们
的认识。 ＇注＇ 演习的参加者之一M·N·卡扎科夫在他回忆录 ＇注＇ 中写道，实际上进行了两次
演习，一次是在西方方向，另一次是在西南方向。一方（东方）是由西部特别军区
司令员Ⅱ·r·帕夫洛夫和B·E·克利莫夫斯基指挥的。对立一方的军队由朱可夫和
波罗的海特别军区司令员。·H·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双方都煞费苦心企图用突击
部队实施深远突破，以便击败敌方重兵集团。在演习过程中，暴露了一些问题，其
中包括双方都未能为自己的第二梯队和预备队提供足够的兵力。依靠削弱战线上战
斗不激烈的地段的部队，才使主攻方向上的兵力占有优势。
演习结束后，出现了“某种不正常的”情况：“由于某种原因，演习结果不是
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者总参谋部来讲评，而是由参加者本人，即T·R·朱可
夫和Ⅱ·T·帕夫洛夫来讲评。讲评结束，军区司令员们准备立即离开莫斯科，可是
所有的人突然于五月13日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进行了第二次讲评。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政府委员都出席了。其中，军方的代表有国防人民委员、总
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各军种司令员和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麦列茨科夫作了报
告。
这次会议特别受到重视，开会地点就是一个证明，而且所有与会者对作为这次
军事演习的结果而将采取的防御措施极为关心。卡扎科夫说，可惜的是，麦列茨科
夫的报告缺乏条理，前后不连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开
会的时间和地点，各种材料未能完全准备妥当。麦列茨科夫试图凭记忆来作报告，
所以有好几次他的结论和建议脱离了实际情况。他对野战条例草案的解释也招致批
评。譬如，他说：
在起草野战条例时，我们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的，即我们一个师同德国法西斯
军队的一个师相比，要强大得多，因此在发生遭遇战时，它毫无疑问能够打败德军
一个师。在防御时也一样，我们一个师将能够打退敌军两三个师的冲击。在进攻时，
我们一个半师将攻克敌军一个师的防御阵地。
当表列茨科夫开始叙述刚刚结束的两次演习中的第一次演习时，特别是当他说
到拥有六十到六十五个师的东方（红方）成功地突破了西方（蓝方）及其五十五个
师的防御时，在座的人都不安起来 ＇注＇ 。斯大林问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兵力
优势这么小，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麦列茨科夫的回答不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回答。他说：东方部队从战线上“战
事较少的”地段抽调部队，使它获得了“局部”兵力优势。
斯大林立即反驳道：“在我们这个使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时代，‘局部’
兵力优势不能保证进攻一方获胜；实施防御的敌军，拥有同样的机动手段可供使用，
能够在短时间内变更部署，加强遭到威胁的地段的兵力，这样也就抵消了进攻者建
立的‘局部’优势。”
当麦列茨科夫开始叙述第二次演习时，斯大林用挖苦的语调问他道：“唔，这
一次谁胜了呢？可能‘红方’又胜了吧？”
表列茨科夫企图避免直接回答问题，毫无说服力地说什么在军事演习中不会出
现明确的胜负，讲评人只是估量一下双方的行动是否正确。卡扎科夫回忆说：“这
一招未能奏效。”麦列茨科夫被告知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还是想知道参
加演习的哪一方是胜利者。”表列茨科夫未能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报告完毕以后，斯大林讲了话。他的话直截了当，切中要害：
可能，在条例的宣传材料中应该写上我们一个师在遭遇战中能打败德国法西斯
军队一个师。而在进攻时，一个半师能突破他们一个整师的防御。可是在在座的这
些人的圈子里，在未来的方面军司令员们和集团军司令员们面前，就必须讲讲实际
的能力是怎样的。
接着又发生了一个令人十分难堪的插曲。副国防人民委员T·N·库利克在会上
发言，要求把一个师的编制人数增加到一万八千人，要求用马匹牵引（炮车）。在
一问一答中，暴露出他对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的无知。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他，并
对铁木辛哥说。“只要对于摩托化和机械化存在着如此混乱的看法，你们就不会有
摩托化和机械化。现代战争是一场摩托化的还争——在陆地、在空中、在水上和水
下都是如此。”
卡扎科夫写道，斯大林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这批评
就象一只飞去来器，击中别人，又飞回来击中了他自己”，因为1939年11月21日作
出解散坦克军的决定时，斯大林也参与了决策。
在朱可夫、帕夫洛夫等人发言以后，会议宣告结束。会议参加者的心情可说是
苦乐参半——他们对于红军进一步机械化的前景感到满意，为总参谋部的报告感到
难堪。
就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傍晚，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一系列新的任命，朱可夫担任了
总参谋长，而M·Ⅱ·基尔波诺斯上将接替他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麦列茨科夫
被调到作战训练部，显然是对他在斯大林和政治局面前表现糟糕的惩罚。朱可夫被
任命为总参谋长以后，再一次得到了荣誉——1941年2月，他当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候补委员。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更加恶化了。朱可夫立即着手加速实施由斯大林
和铁木辛哥发起的对军事机构的改组，清除不称职的军官，谴责他所看到的官僚主
义作风，因而普遍地提高了全军的状况。
1941年3月8日，中央委员会作出一项决定，更明确地规定了国防人民委员都的
内部分工。对苏联红军的领导，由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通过总参谋部（朱可夫）
和若干个总部来实施。朱可夫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因而他不仅领导总参谋部，
而且负责监督通讯部、燃料供应部、空防部以及总参谋学院。此外，准许两名副人
民委员——一朱可夫和布琼尼直接去见政府领导人，洽谈有关国防机构的种种问题。
这年2月23日，恰逢红军建军二十三周年，朱可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重
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论述了红军取得的进步。他写道：“人员、武器、军事
思想——这是一支军队的三个基本要素。”他还指出红军现在正迅速充实这些要素。
关于哈勒欣河战役，朱可夫说，苏联军队在那里经受了“严峻的长时间的考验”。
他说，芬兰战役，是一次严重考验，而粉碎曼纳海姆防线，“是迄今为止通过大规
模强攻，”突破现代化永久筑垒地域的唯一战例。”然而，朱可夫并未一味赞扬，
他也提到一些缺点，他说：
可是，我们如果让胜利迷住了眼睛，对于我们在士兵训练方面已经暴露出来的
缺点视而不见，那我们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这些缺点是由于训练方法中普遍存在
的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造成的。在战争的初始阶段，这些缺点显露出来，自然就对
作战产生了有害影响。 ＇注＇ 朱可夫在指出1940年8月恢复了军官“单一首长制”之后，进一步强调了单一指
挥的必要性。他想方设法扩大指挥员的权限，提高他们的权威，进一步加强军纪。
他极其重视官兵之间的良好关系，强调指出互相信任和尊重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他
警告说：“一场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我们周围激烈地进行着。由于我们重建了军事训
练制度，我们取得一些不容置疑的成绩。训练是在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
我们提高了我军的战术水平。可是，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自满自足起来，那
就大错特错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注＇ 在此期间，希特勒对斯大林越来越绝望了。虽然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会见里宾
特洛甫时，提到了苏联打算占领比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