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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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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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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法宪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显然是针对着存在不团结的现象而说的。
周恩来则对明日大会开幕式怎么开，三项议程怎么安排，谈了具体的意见。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正准备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一下。据史敬棠对笔者说，他到了陈伯达那里，见陈伯达桌子上放着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伯达指着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见，要史敬棠当场按他的意思写成新的条文。写完后，陈伯达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改毕，陈伯达让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陈伯达为什么如此着急要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新条文。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雾中庐山拉开帷幕，原定3时开会，但直到3时45分才正式开始。
周恩来根据昨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一讲就讲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叶群仔细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讲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开场白之后，像往常一样，摆出“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姿态，颂扬毛泽东，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说着，说着，渐入“正题”。
林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