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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以后，在“杨、余、傅”
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要，陈伯达渐渐从钓鱼台“离心”，改换门庭，投向毛家湾。
林彪呢？在“杨、余、傅”事件之后，黄永胜取代了杨成武，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林彪在军队里的势力日益扩大。不过，林彪手下清一色的都是武将，他所缺的是“秀才”。看出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受挤，林彪当然乐于把这么一位“理论家”拉过来。
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于各自的政治处境，林彪和陈伯达之间的来往渐渐多起来，以至陈伯达两口子吵架，也由叶群出面予以“调解”。
陈伯达与林彪的暗中联系，那“中转站”是叶群。陈伯达跟叶群同乡，况且早在延安就已经有过来往，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热线”。
林彪秘书张云生曾为陈伯达、叶群之间通话做过一次记录，他的回忆透露了陈伯达当年的心境：
一次，叶群正在听我讲文件，陈伯达来了电话。叶群接电话后，我想退出，叶群用右手掌在空中向下压了两下，又作出拿笔写字的姿势，示意让我留下做记录。
“你好？老夫子。”叶群接过电话后说，“几天没见了，真有些想念你……你讲吧，这里就我一个人。”
我觉得很窘。叶群说这里就她一人，可是实际上还有我在旁听。叶群又一次做手势，再次示意我作好记录。“……啊！你想来毛家湾，还有点怕。你怕什么呢？……
啊，你说不是怕林彪同志（叶群故意重复对方的话），你对林彪同志还是完全信任的。
啊……你说你怕的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心情一直很不舒畅，甚至一个人在暗地哭过……
怎么搞的？那几个小的（原注：大概是指王、关、戚）过去对你不好，不是都已经处理了吗？……啊，你说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嗯，你说主席对你是好的，林彪同志对你是好的，可是还有人对你不好。谁呢？……总理吗？……那又是谁呢？……你不好说……江不是对你很好吗？……嗯，江不像过去了……她批评你政治上不成材……你说心里难过，总想哭……
你想到毛家湾来，又不敢来……你暂时不来也好。你放心，林彪同志是关心你的，支持你的……对，一组那里对你的看法也还好，你别伤心，你要注意保重……你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绝不会。再见！”
叶群放下电话后，立刻把我作的电话记录收了去。她站起来说：“对你们当秘书的，保不了密。知道了就行了，但不准对别人说。老夫子现在处境很难，总想找我帮助，可是我能帮什么呢？我得找首长去！（引者注：“首长”指林彪）”
从那以后，张云生常常接到福建口音的电话：“我是陈伯达。我想和叶群同志讲个电话。”
陈伯达不大去毛家湾，怕的是太显眼，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他通过叶群这条“热线”跟林彪联系。三天两头，陈伯达跟叶群之间的电话越打越多，有时一谈就是个把小时！
陈伯达在电话中闲聊时说了几句想吃海螃蟹，区区小事一桩，叶群却马上以“林办”名义打电话，让空军用飞机运来，送到陈伯达那里……
第六十三章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在“杨、余、傅”事件之后，“文革”从初期的大轰大嗡逐渐转入中期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把这个厂树为“清理阶级队伍”的“样板”。从此，“清理阶级队伍”便作为毛泽东关于“文革”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城乡展开了。
这时，陈伯达抓了个“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紧追“后台”……
事情最初是在1967年10月发生的。那时，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力透纸背，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
《公开信》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还指出撑这些“左派”的腰的是林彪。
《公开信》甚至指责了毛泽东，说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公开信》热情赞颂了在艰难中为国为民分忧的周恩来……
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惊动了谢富治那个公安部。谢富治把《公开信》作为“大案”来抓。
谢富治调集了公安部的行家们集中力量突击侦破。才一个来月，1967年10月20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
原来，作案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作案者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
据作案者说，他自己起草了《公开信》，自己刻蜡纸，自己油印了80多份。1967年10月8日后半夜，亦即10月9日凌晨，他来到北京外交部街，把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几个邮筒。
经过公安人员鉴定笔迹及对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是由那位天津煤球厂工人所写、所印的。
这一案件，公安部的专案人员以为可以结案了。
陈伯达却摇头：“我不相信这件事就那么简单，肯定有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指着墙上挂着的“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大字标语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了刻蜡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接着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的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陈伯达还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两层，也不是两三层。”
这么一来，专案组就开始“追后台”，企图破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追了几个月，进展不大。1968年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
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
陈伯达拿着《公开信》，故意问道：“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谢富治马上点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把话讲得更是明白：“还不就是那第二号大走资派嘛！”
陈伯达见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补充道；“你们要追穷寇！追穷寇！”
在陈伯达作了这么一番“指示”之后，专案组“立足于有，去审讯”。也就是说，先确定了有“后台”，然后“追穷寇”。
这么追来追去，在1968年12月竟追出了一桩离奇的通天大案———“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在严厉的逼、供、信之下，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在北京，成立了“中国（马列）共产党”。据云，“伪党”的中央“书记”是朱德，“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
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又云，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只是这个假案编造得太荒唐，而且牵涉面太大，又没有真凭实据，专案组追了一阵子，也坠入迷雾之中，无法真正立案。这样，在1969年8月，不得不把有关“伪党”的档案封存，不再“追穷寇”了……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就这一问题，对陈伯达进行了严肃的审问。
第六十四章 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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