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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林彪历数杨、余、傅之罪，其中提及了那“大树特树”，提及了“冲击”钓鱼台……最令人惊讶的是，林彪把杨、余、傅与王、关、戚联系起来了：
“江青同志有病时，他（引者注：指杨成武）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黑材料啊！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这种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他才是王、关、戚真正的后台！”
简直像变魔术似的，这么一来，不仅“杨、余、傅”成了一伙，而且跟“王、关、戚”是一伙呢！
会议进行到凌晨1时，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上，顿时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向大家招招手。他的出现，是以一种特殊的语言来表达———林彪关于打倒杨、余、傅的讲话，是得到他的允许的。
陈伯达庆幸自己躲避了这场政治灾祸；上一次，“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他签发的，王力、关锋为他“替罪”了；这一次“大树特树”也是他签发的，而帐全都算到杨成武头上去了！
“好戏连台”。3月27日下午2时半，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云集首都十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哦，何等的“巧妙”，这一回把“杨、余、傅”说成了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的讲话记录，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这次讲话中，才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谈及了王、关、戚，而且上溯“二月逆流”，后挂“杨、余、傅”事件。
江青提及了“大树特树”和“钓鱼台事件”，不断往自己脸上贴金，仿佛“先知先觉”。
江青聒聒噪噪讲了一通之后，康生上场了，康生说杨成武“表面上也反王关戚，但实际上他是王关戚的后台”。康生说，“二月逆流”是对“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发起一个新的反扑”。
真是巧舌如簧，康生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这时，江青连忙说：“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理论家”的演说，富有“理论”色彩。他一下子就把“文革”概括为“五个大回合”。
陈伯达咒骂“王、关、戚”是“一些丑恶的变色龙，一些变色的小爬虫”。
随着陈伯达的讲话印发全国，各地纷纷揪“小爬虫”、“变色龙”。这种如同“牛鬼蛇神”那样没有严格、精确的政治含义的“帽子”，又引起一场新的混乱。
第六十一章 “第三次家庭破裂”
“我看呀，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回合，挨着你！”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妻子刘叔晏挖苦这位“理论家”。
从1967年2月10日开始，陈伯达的政治地位一次次摇晃。到了揪出王、关、戚，刘叔晏已在那里天天替陈伯达担心了。
回到家里，心烦意乱的陈伯达和担惊受怕的刘叔晏遇到一起，三天两头吵架。
好在陈伯达有钓鱼台的十五楼，那“十五楼”甚至成了他的代号———找“十五楼”，亦即找陈伯达之意，他常住十五楼，不大回新建胡同家中。夫妻之间的感情日渐恶化。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叶群对黄志勇说。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
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小于说，“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小于还在牢骚满腹，“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
——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刘叔晏几次三番想回北京，可是无法脱身，她只得一直在山东“疗养”着。不过，倒是给她言中了———“文革”的“第六个回合”，所打倒的正是陈伯达！陈伯达被打倒后，她也就在山东被隔离审查……一直到1982年，她这才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刘叔晏当时对陈伯达很生气，回北京之后，把一子一女都从姓陈改为姓刘。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去世。
刘叔晏虽然没有出席陈伯达的追悼会，但是送了花圈。七年之后———1996年6月，刘叔晏去世。中共中央办公室人事局为刘叔晏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的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刘叔晏离开北京之后，陈伯达搬了一次家，搬到了米粮库胡同去住。
第六十二章 “热线”联系林彪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好过了。
在打倒王、关、戚之后，“中央文革”只剩5个人，真的成了一个“小”组。可是，在这5个人之中，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康生是江青的“军师”，陈伯达这个组长在“中央文革”中处于孤立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渐渐意识到，第六个回合所要打倒的，十有八九是他了！
他寻求新的政治伙伴，以求结成新的联盟，巩固自己每况愈下的地位。
靠毛泽东吗？毛泽东当然要依靠的。但是，毛泽东接二连三的批评，表明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是很有限的。
靠周恩来吗？周恩来正气凛然，是不可能跟他拉拉扯扯的。
“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靠不上，“第三号人物”周恩来靠不拢，陈伯达的唯一选择，那就只有与“第二号人物”林彪接近。
在历史上，陈伯达与林彪本来没有什么“友谊”的渊源可寻。在工作上，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武将，也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在“王、关、戚”被揪出来以后，在“杨、余、傅”
事件之后，为着自身的生存，为着政坛格斗的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