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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当王力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时，主管中联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康生。当时有人说王力是“康生的人”，这话虽不见得准确，不过倒也反映了王力与康生关系相当密切。也正因为这样，康生在王力即将倒台时，忙于洗刷自己，表白自己，不顾一切地踹王力一脚！
王力在当时便曾观察到康生特殊的心态，如王力所回忆的那样：
“江青决定抓我时，康生很害怕，当天上午，我有一件事要请示康生，听康生的秘书李鑫说：‘不知为什么，康老整整三天没吃饭了。’我和康生相识20多年，1960年后朝夕相处。他诬陷我是特务和反革命阴谋组织的组织者之后，他自己也害怕了！”
陈伯达呢？虽然他跟王力的关系不及康生那么密切，不过来往也是够多的。平日不大愿意送字给人家的陈伯达，曾亲笔写了对子送王力：“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这“十下莫斯科”，指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住在钓鱼台。这个对子，原是郭沫若送康生的：“七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陈伯达借用了郭沫若的话，改了一个字。在王力即将倒台时，陈伯达厚着脸皮，向王力讨回自己的题字！因为陈们达明白，王力一倒台，势必要抄家，一旦抄出这些题字，一定会使自己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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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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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力被康生确定为“国民党特务”之后，关锋也被定为“特务”。那事情有点蹊跷突兀：在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被另一个红卫兵组织砸掉时，在那里的桌子里发现一张反动传单，传单上那讲话的口气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不知怎么搞的，红卫兵发现传单背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以及“周瑛”两字。一查，那电话号码正是关锋家的，而周瑛正是关锋之妻！于是，一时轰传关锋是“特务”！
王力和关锋作为“大左派”，作为“中央文革”的“大员”，原本注定要被人民所唾弃，扫进历史垃圾堆。不过，他们在倒台时忽地成了“特务”，则连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那是1967年8月20日下午2时，在钓鱼台16楼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不是传说中的“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会议重要，“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周恩来坐在会议主席的位置上，他的两边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和顾问康生。杨成武、吴法宪也出席了会议。叶群原定出席会议，说是身体不好，没来。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革”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注：“三和一少”即对帝、修、反要和，对民族解放战争、革命运动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要少）……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针对关锋。陈伯达与康生如出一辙，同样历数关锋的老账和新账，然后把《红旗》杂志那篇“八·一社论”的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关锋。
会议当中，发生了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江青在批判关锋时，忽然说了那么一句：“你以为你是第一个提出刘少奇是路线问题的人吗？那是我告诉你的，这是主席的意见。”
其实，那是1966年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关锋给江青写了一个条子，说与刘少奇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江青把关锋的条子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欣赏关锋的意见，立即把关锋的条子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后来，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线”，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初就是出自关锋这张条子。
关锋的条子立即引起林彪的注意。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林彪与关锋建立“直线联系”。此后，林彪让关锋管《解放军报》，甚至曾提名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拉拢了关锋，在“中央文革”中建立自己的势力。江青看出了关锋的“离心倾向”。关锋呢？也知道林彪与江青之间又拉又矛盾的关系，所以每逢林彪召见他，他总拉上“中央文革”的一两个人到林彪那里去，怕是单独去了，江青会猜疑他与林彪有什么密谋。
也正因为这样，江青在批判关锋时，不忘“追本溯源”，提及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关锋的那张写给她的条子。江青把“发明权”归于毛泽东———“是主席的意见”，“是我告诉你的”！
基于同样的原因，叶群称病不来开会。因为叶群来开会，势必要对打倒关锋表态，未免显得尴尬……
如此这般地算老账，算新账，会议竟“马拉松”一般，直至8月31日凌晨2时才结束。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另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即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在一个多月前，王力还是“文革”的“功勋演员”，是在天安门广场受到百万人欢迎的“英雄”，眼下连电话也给拆除了，切断一切跟外界的联系，成了阶下囚。这两位写惯社论的“大秀才”，如今忙于写检讨了。
林杰也与王力、关锋同时“请假检讨”。
第五十四章 “批判极左思潮”
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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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王力、关锋、林杰隔离审查的第二天———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现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
王力、关锋“显眼”地“缺席”了。
江青在讲话中，透露了新的“信息”，即“批判极‘左’思潮”。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对江青的话，作了注释：“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与江青、陈伯达保持“步调一致”，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了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中央文革”的这些“首长”们的这番话，显然提出了新的“战略部署”。所谓“五·一六”，是指1967年6月14日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刘令凯、北京钢铁学院张建旗等为首成立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集团”。
江青、陈伯达、康生本是极左派，搞的是极左路线的一套，这时怎么忽地“批判极左思潮”呢？
原来，他们玩弄了非常巧妙的政治“嫁接”技术：随着“王、关、林”的被揭露，人们对于“中央文革”的怒火喷发了。他们却把“王、关、林”说成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把“王、关、林”说成是搞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视线一下子便移到“王、关、林”身上去了！丢了车，保了帅！
1967年9月5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