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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与《人民日报》共同以编辑部的名义，在1967年5月8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又从理论上给了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在批刘、邓的新高潮中，陈伯达跟了毛泽东所谓的“战略部署”，算是又得到毛泽东的谅解，一度十分紧张的关系暂时缓和了……
第四十九章 《伟大的历史文件》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 ※ ※
1967年5月16日晚，陈伯达惊喜地接到了毛泽东的电话！
自从2月10日毛泽东狠狠批评了陈伯达之后，一直对他颇为冷淡。这一回忽然给陈伯达主动打来电话，陈伯达怎不欣喜雀跃？
大约是忙糊涂了吧，陈伯达竟忘了今朝是什么日子。毛泽东在电话中告诉他，“今天是《五·一六通知》一周年的纪念日，明天全文发表《五·一六通知》，再配发一篇社论。另外，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一起发表。”
这下子，陈伯达急坏了：时间太紧了！
至今还弄不清楚毛泽东怎么会在五月十六日晚才通知陈伯达，也许是谁在那天晚上提醒毛泽东，今天是《五·一六通知》周年之日，才使毛泽东突然决定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
“社论是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连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电话中告诉陈伯达。
“中央文革”总动员，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陈伯达匆匆找出《五·一六通知》，重看了一遍，提出建议：《五·一六通知》中原文“彭真同志”，删去“同志”两字，其余均照发。
毛泽东同意了。
康生听说要把《二月提纲》作为附件发表，着急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之一。《二月提纲》的公开发表，弄得不好，会引起一场新的炮打康生的运动。
康生求助于“第一夫人”：“我看，附件就不要发了吧，涉及的人太多。”毛泽东也同意了。
就这样，当天夜里，《五·一六通知》作为新华社新闻稿，发往全国各地。翌日，全国各报都全文刊登了《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四位“秀才”通宵未眠，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配发一篇社论。尽管“可以晚一天发表”，那也是够紧张的，必须连夜赶出。
在陈伯达的主持下，“中央文革”的这几位“秀才”讨论着社论的主题。他们揣测着毛泽东的意图，根据不久前毛泽东对王力的评论文章和戚本禹文章的“最高指示”，确定社论的主题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经过通宵奋战，四位“秀才”赶出了社论。陈伯达把社论的题目定为《伟大的历史文件》，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紧接着的一段，是王力提出来的“三个阶段”和“三个里程碑”。这一段话后来被广为引用，成为对毛泽东晚年的极左理论的“高度评价”。
这一回，四位“秀才”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络，所以把稿子送往毛泽东那里之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毛泽东亲笔改写了关于斯大林的一大段文字。
在这篇社论末尾，起草者们还记得，毛泽东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所以他写成“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倘若是“秀才”
们写的，则必然写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下面是毛泽东添加的一段话：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经过毛泽东亲自改定，《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在1967年5月18日发表了，陈伯达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毛泽东在篇末所加的那段“最高指示”，在全国引起了颇多的猜疑：“第一次”
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大约又要开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这时候的陈伯达，又活跃起来，又到处发表讲话了———他已从一场政治暴风雨中走出来。他与毛泽东之间又恢复了来往，不过，毛泽东已不像一年前那样看重他了。
1967年6月1日，陈伯达派出王力、关锋、戚本禹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王力代表“中央文革”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接管中央宣传部”。
一个“小组”接管了中共中央的一个部，“中央文革”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中央文革”所辖的宣传组、文艺组、教育组，相当于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除了一些最为重大的事由毛泽东或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决定之外，日常工作的大权已落在“中央文革碰头会”手中了。
第五十章 批斗刘、邓、陶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 ※ ※
炎暑来临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平常，毛泽东是不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天，据说毛泽东想到武汉游长江，因为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眼下快一周年了，他要再游一番。他临行找“中央文革”谈话。
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秀才”们赶紧记下毛泽东的这句话。照毛泽东的意思，“文革”再进行两年，便可鸣金收兵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了北京。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随行。
翌日清晨，为了安排好毛泽东在武汉的活动，周恩来乘飞机从北京飞往武汉。
毛泽东一走，周恩来一走，“中央文革”以为天赐良机，马上做了一个不小的“小动作”……
陈伯达与江青、康生、戚本禹在毛泽东、周恩来刚刚离开北京，便对刘少奇发起了突然袭击。刘少奇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在怀念父亲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记述了他们当时目击的情景：
当天晚上（引者注：指1967年7月18日），几十万群众围在中南海的四周，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停地喧闹。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的直接策划下，中南海的“造反派”把爸爸妈妈分别揪到中南海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同时抄了我们的家。在斗争会上，不许爸爸说一句话，强按着他低头弯腰站了两个小时。爸爸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难以忍受这种折磨。他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被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汗水滴在地上……
7月18日好不容易熬过去，另一个灾难性的日子又来到了———1967年8月5日。整整一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给了刘少奇致命的一炮。为了纪念《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又掀起了狂暴的批刘高潮。
上百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在那里举行声势浩大的“批斗刘邓陶誓师大会”。
中南海也鼎沸了。本来，只是批斗刘少奇的，由于陈伯达加了“邓陶夫妇”四个字，使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也受到批斗。
中南海的批斗会分三处，分别在刘、邓、陶所住的院子里举行。三位夫人陪斗。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斗陶铸的有300多人，我被拉去陪斗。我看见有几个人把陶铸的脑袋使劲往下按，把他的双手反剪着，陶铸则进行着反抗，拼命把头昂起来，于是几个人围上去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