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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曹贤桢风风火火跑去报告阎红彦。阎红彦大约太累了，秘书大声喊他，没有应声。
秘书开灯一看，大吃一惊：阎红彦自杀身亡！
阎红彦在临死前，写下了一张字条：“我是被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阎红彦是吞服了几十片“眠尔通”而死的。
阎红彦之死，本来要登在当时给政治局常委看的内部刊物《要事简报》上，陈伯达把消息删去了，说用不着登，算不上是“要事”！
阎红彦之子阎泽群是笔者北大校友。1991年4月，他从北京给笔者来信说：“后来，在1967年3月反击‘二月逆流’中，陈伯达曾在两次重要会议上谈到阎红彦之死（可惜这些材料因我当了十年‘反革命’而被抄走），记得他的讲话的大意是说：有些人未被敌人的枪所击中，但抵御不住敌人的糖衣炮弹，说阎红彦害怕群众。另外，就是表白他与阎红彦过去并无多少来往，等等。”直到漫漫长夜过去，阎红彦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1978年1月24日，阎红彦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邓小平、胡耀邦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十九章 支持上海“一月革命”
1967年1月，是多事的1月：1月4日，打倒了陶铸。就在这一天，“中央文革”的两位大员———张春桥和姚文元，以“调研员”的身份，飞往上海。也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的造反派宣告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革命”的先声；1月8日清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离世。当晚，毛泽东召集陈伯达等开会，毛泽东说了那番批评陶铸的话。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陈伯达以及刚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的王力说，1月5日上海《文汇报》登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很好。今晚就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明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还口授了一段《人民日报》编者按，由王力当场笔录，交毛泽东阅定。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醒目地刊登了编者按，指出：“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紧接着，上海《文汇报》又刊载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联合签署的《紧急通告》。毛泽东看后，再度肯定。毛泽东嘱令陈伯达起草贺电。陈伯达和唐平铸、胡痴一起起草。当时，唐平铸是《人民日报》总编，胡痴则刚刚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陈伯达、唐平铸、胡痴写出了贺电，交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据陈伯达回忆，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起初，毛泽东没有到会。会议通过了贺电之后，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看了一下，说了一句意见：“署名加上‘中央文革’。”贺电原先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签署的。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改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共同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对于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份贺电刊登在全国各报上，上海“工总司”顿时声望骤增，王洪文也就取代了王进喜，成为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人物。
这份贺电，对于“中央文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加上“中央文革”，是毛泽东提议的。从此，种种中央文件，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大大增加了“中央文革”的“权威性”。当然，作为“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随之增加了“权威性”。谁反对陈伯达，那便是反对“中央文革”，那便是反对中央，那便是“现行反革命”。
这份贺电表明，“中央文革”已正式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成了一个无事不管、无处不伸手的“小组”。
自从贺电发表之后，“中央文革”不再是过去“逊称”的“政治局的秘书班子”、“参谋部”，而是手握实权、大权，可以直接向各级党委下指示了。
像走马灯似的，唐平铸、胡痴在1月11日还与陈伯达一起起草贺电，到了1月17日便倒台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赶到《人民日报》社。
陈伯达说：“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你们的几任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一个吴冷西，一个唐平铸，统统都垮台了。”
陈伯达宣布：“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委，实际上是总编。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关锋插话说：“《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此之后，“中央文革”便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陈伯达通过王力、关锋这两员干将，控制了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工具。
第四十章 阻拦调查康生
1967年1月中旬，北京爆发出轰动全城的新闻：打倒康生！
康生此人，又刁又滑，奸诈阴险，自从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以来，招摇过市，气焰逼人。终于，人们对康生的怒火，猛烈地爆发了。
北京冒出了一个“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写大字报，印传单，炮打老奸巨滑的康生！
一大批大字报突然在清华大学贴出来，痛快淋漓地大骂康生。人们争相传抄，消息不胫而走。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煸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着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就说康生批准演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是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被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的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都能干，什么他都能出卖。……
大字报文笔老辣，作者深知康生底细。奇怪，在工科大学———清华大学之中，怎么会有这等舌如剑、笔似刀的作者？
几天之后，中共中央党校里贴出的一张《勒令》暴露了炮打康生的主力所在地：“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康生深知这把火倘若不及早扑灭，很快就会酿成燎原之势。因为对于他的积恨，早已像干柴一样堆满大地。
虽然康生也手握大权，但是由他自己出面“扑灭”显然不便，说不定会惹起更大风波，他只得求助于“第一夫人”江青。江青是他的同乡，何况江青进入延安时得到他鼎力相助，他给江青挂了电话。
江青一口答应，为他“扑火”。这倒并不是为了感谢他过去的帮助，她在需要抛出谁的时候，从不手软的。她需要这位“顾问”，康生善于给她出点子。
为了“扑火”，最合适的“消防队”，莫过于陈伯达。他是“中央文革”的组长，由他出面保“顾问”，当然最为恰当。
陈伯达跟康生之间，有过一次次明争暗斗，但毕竟是一伙。陈伯达暗地里曾为康生遭炮打而欢欣，可是为了维护“中央文革”，遵“第一夫人”之命，他出面保康生。
陈伯达以“中央文革”组长的身份，给清华大学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