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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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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八、干部问题：干部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九、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它们都是文革的权力机构。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必须由群众选举产生，当选者如果不称职，可以改选，撤换。
十、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十一、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十二、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里通外国，就要团结他们。
十三、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
十四、抓革命，促生产。
十五、军队：军队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执行。
十六、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十六条”与“二十三条”、《五·一六通知》一脉相承，都强调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月4日，当时还在大连的林彪，看了“十六条”，打来长途电话表态：“这个决定是一个很革命的决定，它保证了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保证了能够把运动坚决地扩大和深入起来和长期坚持下去，我完全同意中央全会的看法和方针。”
8月7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为会议文件印发。8月8日，通过了“十六条”，全会便转入了对刘少奇的批判。
无可奈何，8月10日，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刘少奇说：
“主席不在家这一段由我主持工作，我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起来要民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压下挤。革大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定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
在“上压下挤”之中，刘少奇果然“下台”，虽然他名义上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八，实际上是靠边了。
林彪升为第二号人物，他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由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宣布撤销刘、周、朱、陈的副主席职务，但从那以后，刘、朱、陈受到“文革”冲击，周恩来也意识到林彪咄咄逼人，便嘱咐新华社，“我的名义用政治局常委吧，不用中央副主席名义”。这么一来，在报上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名义出现的只有林彪，他实际上成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第二十八章 暗伏危机
一场明争暗斗，在“中央文革”内部激烈地进行。副组长江青的势力，正在急剧扩大。
江青与顾问康生形成联合阵线。江青的“第一夫人”的特殊地位，使她有恃而无所恐。
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了。除了江青之外，那位“顾问”也一直觊觎“中央文革”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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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成为中共第5号人物，陈伯达名声大振。写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收”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雪片般飞来。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差不多每天都收到一麻袋的信！陈伯达从来没有如此走“红”过……
这时的陈伯达，有2位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
王保春担任机要秘书，兼任“陈办”的党小组组长。他1947年入党，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机要秘书工作。1960年当陈伯达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