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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诩湫垂吨泄拇蠹易濉贰ⅰ肚怨蟮猎揽贰ⅰ度嗣窆薪槭返日温壑晌诘衬谟杏跋斓睦砺坌抑弧�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毛泽东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文化大革命”（1966—
1976）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因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1976年9月被捕。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这一条目基本是准确的，但有一处明显的错误：陈伯达被捕，不在“1976年9月”，而是1970年10月18日。或者严格地说，在1970年10月18日被拘押，直至1976年9月才补办了逮捕手续。
且把时间倒拨到1970年8月。
毛泽东主席第二次选择了庐山作为中共中央全会开会的地方。从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成为陈伯达一生政治生涯的终点。他一下子成了全党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号召全党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的这段话，是针对陈伯达说的。陈伯达顿时从政治的峰巅，跌入峡谷之中。
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迅速推向全国。“批陈”，也就是批陈伯达。
陈伯达怏怏地从庐山回到了北京地安门大街米粮库胡同家中。那是一座宽敞的四合院，原是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住的。陈伯达怕冷，搬进去时修了个玻璃走廊。这位“大秀才”嗜书如命，乃“万卷户”，秘书“二王”———王文耀、王保春特地为他修了个书库。书库里，放满陈伯达个人的藏书：三万多册自然科学书籍，三万多册社会科学书籍。另外，还有一间房子专放线装古书。陈伯达不抽烟，不喝酒，像样的衣服也没几件。他的一些稿费，都花在买书上。此刻，原本门庭若市的陈宅，冷冷落落，门可罗雀。他躲进了书房。平素与书为友的他如今竟怎么也看不进书。陈伯达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见一见毛泽东主席！希望向毛主席一吐心中的痛楚。
陈伯达一次次给主席那小个子秘书徐业夫挂电话，求见主席。得到的答复，要么是“主席已经休息”了，要么“主席正忙”，反正休息了不能见，工作时也不能见。显然，毛泽东婉拒了他的求见。
就连他的秘书也接到通知，不许往外走，不许往外打电话。不言而喻，陈伯达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这一天毕竟来临了———1970年10月18日。
这一天，陈宅原先的警卫调走了，新来的8341部队不再是“保卫中央首长安全”，却是对他实行就地监禁。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他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本书一开头便提到的1988年10月17日，不多1天，不少1日。
在1970年10月18日这一天，他的两位秘书王文耀、王保春也失去了自由。他们被押送到北京政法学院，隔离起来。
也就在这一天，陈伯达不再配有轿车：黑色的“红旗”，灰色的“吉姆”和褐色的“伏尔加”，他的司机于子云也被拘押。就连他家的女工、保姆，原福建泉州制药厂女工陈顺意，也在这一天被关押。
他在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名列第5。1967年初，在陶铸被打倒之后，他成为“第四号人物”，如今，他这个“第四号人物”，被一笔勾销了。
波诡云谲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又倒下了一名主角。
第三章 秦城监狱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连他自己都未想到，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
陈伯达颇为优裕的“特殊囚犯”生活，持续到毛泽东去世。
※ ※ ※
过着如坐针毡、度日如年的日子。
如此这般，陈伯达度过了漫长的10个月又25天。
日历翻到了震惊中外的一天———1971年9月13日。
凌晨1时55分，一架编号为“256”的三叉戟飞机，由中国境内越过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没多久，这架飞机的踪迹从中国空军的雷达荧光屏上消失。
飞机上坐着谁？中国方面是知道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他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他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那架飞机越过边界之后，去向不明，下落不知。
周恩来通过长途电话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了紧急情况，并发布命令：“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
知道那架飞机“折戟沉沙”的消息，是在翌日下午———我国驻蒙古大使馆发来报告。
就在林彪生死未卜的13日凌晨至14日下午之间，已经被软禁了10多个月的陈伯达受到了密切注意———尽管他对庐山会议后的林彪的情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凌晨，吃了安眠药的陈伯达刚刚迷迷糊糊入眠，突然听见有人大声地喊他。
陈伯达吃力地睁开惺忪睡眼，看见几个穿着军装的彪形大汉站在他的床前。他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事，两个大汉像抓小鸡似的，不由分说把他从床上拉起，塞进了汽车。
汽车出了北京城，奔驰在郊区的公路上。
凌晨，汽车驰抵一个高墙包围着的地方。虽然陈伯达当时并不知道这里是秦城监狱，但是他下车一看，便明白落到了什么样的地方。
他的回忆手稿中写道：
当逮捕到监狱时，在狱门口不愿进去，我大声说道：“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儿！”
什么“阜平”？河北省西部的阜平也。
陈伯达为什么要在被押入秦城监狱时，大声提及这么个小县城？他在那里到底做过什么“好事儿”？这“好事儿”，他往日从未在人前提到过，此时此刻万不得已，才大声地喊了出来。
这“好事儿”，他知，毛泽东知。
这“好事儿”是怎么一回事？1948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陈伯达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要毛主席快走，毛主席刚刚离开，敌机扔下的炸弹，准确地命中了院子，爆炸了！
刚入秦城监狱的时候，陈伯达被关在条件很差的牢房里，连床都没有。他想一死了之：
记忆初进狱时，睡在地上草垫子上，看守的同志在门外很难察觉我在做什么。我在铺盖的掩护下，暗中的做法是想自杀了事的……
忽然，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他的监狱生活大为改善。他在秦城监狱过的日子，竟比家里还舒服。有专门的炊事员为他掌勺，还不时前来征求他对伙食的意见！在秦城监狱里，像他这样的待遇，是颇为罕见的。
诚如他所回忆的那样：
过了几天，或许我在监狱门口说的那句话已往上报告，于是把我转移到一个三楼上（整个三楼只关闭我一个），睡床了。生活特别优待，每天都有大夫来看，吃得很好，甚至比在家里吃得要好。我的性命能到今天，经常感谢秦城管理的同志。当然，他们是执行党的意见的，我非常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
我想：只要还活着，问题是可以说清楚的。因此，心情慢慢地平下来，断了自杀的念头。
我是很感念、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来说，在30年中，他给我重大的教育，使我能够稍微知道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毛主席帮助给了我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些条件。虽然我极浅薄，常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