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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