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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不一定。去年我带那个摄制组去的时候，官方还承认有法拉沙人，政府当时并没有否认他们的存在，可我后来还是被关进了监狱。今年，政府说埃塞俄比亚根本不存在犹太人，想想看，我要是带你们去他们的一个村子，那我就会遇到严重的麻烦。〃
我不得不承认，巴尔查的这番话在逻辑上无懈可击。我们的车子继续前进，逐渐进入了山区。我请他给我讲讲政府的立场，如果可能的话。
他回答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亚的斯亚贝巴的大多数〃头头〃都属于占支配地位的阿姆哈拉族人。法拉沙人大多住在贡德尔省和戈贾姆省，而这两个省都是阿姆哈拉人的大本营，因此，这里两个民族的关系十分紧张。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屠杀事件，还发生过持续的经济迫害，犹太人今天依然遭到他们阿姆哈拉族邻居的蔑视。革命以后，政府曾经做过一些努力来改善这里的局面，但掌权的核心成员们还是被一种对整个事件感到集体有罪的良心所困扰，因此不想让任何外国人〃多管闲事〃。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官方的偏执狂大大增长了，因为来访的美国犹太人和英国犹太人组成了强大的反政府阵线，对法拉沙人的福祉表示公开的严重关切。巴尔查解释说：〃这些活动都被看作于涉我们的内政。〃
谈话中，我明白了还有其他一些更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
尽管我们的司机不懂英语，巴尔查说话时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他指出，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统一组织（OAU）的总部，而阿以战争以后，埃塞俄比亚也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断绝了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然而，两国之间的秘密联系其实仍在继续，以色列人实际上在为埃塞俄比亚政权提供一定数量的军事援助。
为了报答这种援助，埃塞俄比亚政府每年都默许数百名法拉沙人移民到以色列。但问题在于：还有数千法拉沙人非法叛逃，偷越边境到苏丹的难民营去，因为他们希望最终能从那里乘飞机去特拉维夫。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使当前的整个局势非常紧张。一方面，政府害怕与以色列的秘密武器交易随时都可能暴露，由此造成非洲统一组织内部的最大难堪。另一方面，政府的确也很不愿意看到一种局面：大量埃塞俄比亚公民正在被引诱到邻国（而该国又不十分友好）的难民营去。巴尔查说，这种局面似乎表明，〃亚的斯亚贝巴的大人物们〃已经无力继续控制政局——这虽说是真的，但他们不想把这一点公开化。
以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多少时间进一步考虑法拉沙人的问题。我们的旅行已经进入了希缅山区的中心地带。那是一片非洲高原荒野，所有的地方都在海拔6000英尺以上，其中不少山峰都高达海拔9000英尺或者更高，此外，还有相当一小部分山峰海拔达到13000英尺。其中的巨人——顶峰终年积雪的达尚峰，则高达海拔14910英尺，是埃塞俄比亚最高的山峰，也是非洲大陆第四高峰。
为了拍摄和研究工作，我们在海拔10000英尺的高度上建立了营地。这里的夜晚非常寒冷，我们不得不彻夜点着大火堆取暖。可是，每天清晨，黎明的晨雾在初升的太阳下面升腾时，空气中便充满了温暖。一系列奇异景色从四面八方逐渐展示出来，呈现出一派超现实般的景观，那是古代地震活动以及数百万年地质侵蚀遗留下来的，其中布满了褶皱和沟壑，穿插着陡峭的峡谷，到处都是一座座兀然独立的峭壁。
我们的牛车拉着我们反复地登上12000英尺的地方，到远处那些杏无人迹的石楠丛去。不过，在较低的高度上，我们却发现了不少人类居住的标记，例如绿草茵茵的牧场，可以放牧绵羊、山羊和牛；还有山脚下那些开恳出来的平地，它们被划分成一块块田地，种着谷物。望着这些整齐有序的小块农田，我感受到了农耕生活的一种非常古老、建立已久的模式，感受到了一种农业文化的古老模式，在过去的100年当中，甚至在过去的1000年当中，这种文化大概几乎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变化。
我们遇见并与之交谈的农民都很穷，有些的确非常贫困，其生活显然受土壤和季节的严格控制。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显得高贵而自豪。巴尔查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属于一个〃主人的种族〃（他们很有理由如此）。从公元1270年到1974年推翻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这令人惊异的700多年的时间里，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除了一个之外，全都是阿姆哈拉人。何况，埃塞俄比亚的官方语言——阿姆哈拉语就是阿姆哈拉人的母语。
因此，阿姆哈拉文化理所当然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表现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几乎无所不在的信奉。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所有部族和民众都被〃阿姆哈拉化〃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许多地方，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巴尔查总结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法拉沙人这样的群体居然能存留下来，这简直要算是个奇迹，而他们能够维持自己的明确身份，那更是个奇迹。
巴尔查骨子里桀骛不驯（几年后他叛逃到了美国），在我们返回贡德尔城的路上，他使我们吃了一惊。他吩咐司机在我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法拉沙人小村停车。〃去吧，〃他说，〃我给你们10分钟。〃说完，他便揣起双臂，假装睡觉。
我们一爬下那辆越野车，就被一些妇女和儿童包围了。他们喊着〃沙勒姆，沙勒姆〃（平安，犹太人见面和离别时的问候语——译者注），后来我很快发现，这是他们会说的惟一的希伯来语单词。巴尔查始终拒绝为我们翻译，所以我们最初很难和这些人沟通；不过，我们很快发现了一个年轻男人会说些英语，便付给他一些钱，于是，他答应带我们参观。
这里没有多少可看的东西。这个小村名叫〃维勒卡〃，就在路边一侧的山坡上，很肮脏，到处都是苍蝇。看来，挤在我们周围的许多村民都以为我们也是犹太人，是来接他们去以色列的。还有一些村民抱着许多纪念品朝我们跑过来，那些纪念品大多是陶土烧成的仿制品，例如〃大卫之星〃，以及表现所罗门和示巴做爱场景的雕刻。
这些兜售者拿着这些东西，以恳求般的迫切招徕买主，这情景十分触动我。我问我们的向导，上一次有外国人买他们的东西，离现在有多久了？他回答说：〃那是一年以前了。〃
在我们所能支配的这段短暂时间里，我们拍了尽可能多的照片。在一处地方，我们看见地面的一个洞上有一台织布机，供织工使用；另一处有个火炉，旁边散落着一些铁块，火炉里冒着火苗，一个铁匠正在锻造一个斧头；一座茅屋里正在烧陶；在另一座屋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在制作陶器。巴尔查后来告诉我们，阿姆哈拉人看不起这些低等的行当——的确，在他们的语言里，〃手工劳动者〃（tabib）这个字的含义和〃有凶眼者〃（指其目光可使被看者倒霉——译者注）相同。
离开维勒卡村的时候，我感到心灰意冷。我曾经怀着一些颇不现实的奢望，这一是由于受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给我讲的法拉沙人中世纪历史的鼓舞，二是由于想弄清这个民族与我在阿克苏姆听到的那个约柜传说的关联。我心中的浪漫情怀酿成了幻梦，我以为能目睹一种高贵的古犹太文明。然而，现实却似乎和我的梦想相去甚远，贫瘠的农业文化在过分迫切地挑逗着外国人的同情心。
开车以前，我买了一个所罗门和示巴在床上的小雕刻。现在我还保存着它。我有时会想，它那廉价的做工和渲染官能刺激的形象，恰如其分地代表了这个传说本身的弱点。在我们返回贡德尔的路上，我怀着失望和幻灭，朝越野车的车窗外面瞪着双眼。
最后的打击
到1983年年底，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对阿克苏姆自称有约柜的说法的兴趣。不过，我受到的最后的打击，却并不来自那个粗俗廉价的法拉沙人小村，而来自我目睹的东西。我们的实地考察结束后，仍然有一个因素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塔波特〃（即约柜的复制品）问题——埃塞俄比亚的每座教堂里都有这种复制品。这个传统使我感到惊异，因为我以为它可能和约柜的传说有关，于是，我便想去找关于这个传统的更多材料。
1983年秋天，我到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在伦敦幽雅的汉普斯戴德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