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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委员做了个明显的肯定手势，示意我说下去。
〃我还是想去参观主显节，〃我继续说，〃因为根本不可能去阿克苏姆，所以我想在1月份去贡德尔城。〃
〃为什么去贡德尔？〃施麦利斯问道。
〃因为它在塔纳湖地区，我说过，我认为这个地区与约柜在贵国的早期历史密切相关。这还因为，我知道目前有好多法拉沙人还住在贡德尔城里和附近一带。我记得在1983年曾经路过城北几个犹太人的村子，不过当时我没有机会正式采访他们。所以，您如果批准，我的打算就是一举两得。我要去参观贡德尔的主显节。到那儿以后，我还要在法拉沙人中间做些考察。〃
〃这是有可能的，〃施麦利斯回答说，〃这要看军事局势如何。不过，您的打算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我先想想办法，然后再通知您。〃
第十一章 大卫在约柜前起舞……（1）
公元1770年1月18日和19日，苏格兰冒险家詹姆斯·布鲁斯悄悄参观了阿克苏姆城的主显节庆典。我在本书第七章已经说过，他这么做是为了尽可能地从近处观看约柜。
正好在220年之后，在1990年1月18日和19日，我参观了塔纳湖以北贡德尔城的主显节。不仅如此，尽管我的真实感觉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及施麦利斯·马赞加并不相同，我还是把这次旅行看作考察的一个关键。
我沉浸在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中，这个谜把约柜和埃塞俄比亚联系在了一起。我已经很清楚一点：或早或迟，或好或歹，我都会重返阿克苏姆城。
我曾经打算在1990年1月去做那场冒险旅行，还打算必要时努力去取得反政府军的支持，以完成那次考察。所以，我把贡德尔之行看作一次至关重要的〃演习〃——在政府依然控制的区域里，贡德尔是离阿克苏姆城最近的地方。
像阿克苏姆一样，贡德尔以前也曾经是埃塞俄比亚的首都，是重要的历史古迹，是宗教研修中心。我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我应当做好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去应付即将面临的真正考验，去深入了解那些古老仪式的方方面面（布鲁斯在公元1770年目睹的，想必就是这些仪式），去尽力搜集这些情报，以加速我考察的进展。
不过，我心中还不止这一种声音。我还有另外一些不那么坚定的想法，我还能预见到可能出现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如果我在贡德尔发现了某种情况，它对〃埃塞俄比亚是约柜的最后安放地〃的传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那么，我是否要心安理得地放弃1991年去阿克苏姆城的计划呢？
这个念头虽然使我心烦意乱，却挥之不去。随着贡德尔之行的日期临近，我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这个念头所吸引。不过，这次参观曾一度出现了问题——实际上，直到1990年1月8日我才收到施麦利斯最后发来的传真，确认已经从军管当局那里获得了必要的批准。
待解之谜
我知道，我将看到主显节仪式的核心场景就是把塔波特抬到仪式上。塔波特是约柜的象征或复制品，埃塞俄比亚每个教堂的内殿里通常都保存着它。当然，我在贡德尔见不到埃塞俄比亚人所说的那个真正的约柜（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在贡德尔）。不过，我将看到的事件，毕竟被看作埃塞俄比亚东正教日历上最重大的节日。
我早就知道，埃塞俄比亚人说的〃提姆卡特〃（Timkat）意思就是〃主显节〃，西方教会把这个圣日和基督向异教徒显身联系在一起。但在东方基督教徒眼里，主显节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他们认为主显节是为了纪念基督受洗。
我已经证实，埃塞俄比亚人像其余的东方教会一样，完全赞同对主显节的后一种解释，不过，对于届时举行什么样的仪式，他们却和其他国家的教徒有很大分歧。具体地说，只有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徒才使用塔波特，而其他文化中却绝无此例，甚至埃及亚历山大的埃及基督教长老会也不承认这种做法（从公元331年阿克苏姆王国皈依基督教开始，该长老会一直就向埃塞俄比亚派遣主教，直到1959年该国教会自治为止）。
根据这样的背景，我认为近距离观察主显节仪式以及塔波特在其中的作用，这将有助于我对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做出解释——它早就被我看作埃塞俄比亚基督教的核心矛盾，那就是：一件基督诞生前的圣物居然会渗透到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中，其实是在主宰着这种宗教，而那件圣物就是约柜。
不过，我贡德尔之行的目的还不单在此。到了那里以后，我还打算去采访住在城郊的法拉沙人。
我已经对施麦利斯谈到了我这个打算，他并没有反对，其理由很简单：我1983年那次访问之后，该地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们从贡德尔向北驱车，进入希缅山区，而官方的政策却使我们几乎无法在这些黑种犹太人中进行任何认真的工作——他们的村子已经极为破落，我们既没有机会目睹他们的风俗，也无法进行正常的采访。
1989年，这种压制被扫除了。那年，经过长达16年的间断，亚的斯亚贝巴和耶路撒冷恢复了外交关系。复交协议的核心内容里包括埃塞俄比亚方面的一个承诺，即同意法拉沙人（全体法拉沙人）移民以色列。当时，法拉沙人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大概至多有15000人。
到1990年1月，这些移民行动已经使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数量急剧减少了。埃以复交后的三个月当中，就有大约3000名法拉沙人离开了埃塞俄比亚。更多的人离开自己的村子，纷纷涌到亚的斯亚贝巴，希望尽早登上出国的飞机。
这场现代大逃亡既坚决又无法遏止，发展得越来越快。可以预见，埃塞俄比亚国内很快就会连一个法拉沙人也不剩了。此后，我还是有可能到以色列去采访他们，去研究他们的民俗和传统。不过，有机会目睹法拉沙人在其传统环境中过传统生活的场景，1990年却很可能是最后一年。
我决心不放过这个机会。埃塞俄比亚腹地何以存在着犹太人（真正的黑种犹太人）？这个谜团和约柜之谜密切相关。我感到，揭开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会迎刃而解。
我对贡德尔地区的兴趣，并不仅仅在法拉沙人这个种族上。离开英国前的一个星期，我曾做过一些研究，偶然发现了对该地区另一个民族的有趣记述。那个民族叫〃盖芒特人〃，在关于他们的惟一一篇人类学研究论文中，作者把他们称为〃希伯来人的异教徒〃。这篇论文发表于1969年，作者是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伽姆斯特。这篇不为人注意的论文里说：
盖芒特人的这种希伯来信仰，其形式极为古老，并没有受到过去2000年中希伯来人宗教变化的影响。在法拉沙人的宗教中，这种希伯来信仰占主导地位；法拉沙人是盖芒特人的邻居……有时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黑种犹太人〃。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注意到盖芒特人，因此，伽姆斯特说他们的宗教里包含着古老的〃希伯来人的〃因素；这就激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觉得，这个情况显然进一步说明值得对盖芒特人做深入考察，因为它可能有助于解释犹太教对埃塞俄比亚的影响何以如此古老，何以如此普遍。
惟一的神与神树
林姆斯特在他研究盖芒特人的论文中说，他曾经和一位宗教领袖交上了朋友，在他60年代对盖芒特人的实地考察中，此人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我知道，这位高僧名叫穆鲁纳·马沙，其头衔是〃Wambar〃，在盖芒特语中的意思是〃大祭司〃。我的时间很有限，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这位高僧（伽姆斯特获得的消息绝大部分都是他提供的），并就盖芒特人的宗教信仰采访他。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后是否还活着。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依然恪守传统希伯来异教徒信仰的盖芒特人，因为在枷姆斯特考察的时期，他们的人数已经不足500了。
1月17日，星期三，我一到贡德尔城，就把我的这个担心告诉了到机场接我的当地官员。他们说，还有很少的盖芒特人（大多为老年人）依然恪守着古代宗教。接着，他们便四处联系，用无线电通知一些偏远地区的工人党干部，打听那位高僧的消息。
到了18日，星期四，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那位大祭司还活着。他住的村子显然不通公路，但据说有可能说服他到一个中间站去和我们见面。那地方叫埃凯尔，从贡德尔城往西开车，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可以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