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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市中心，车向右拐，到了〃沙拉·埃尔一尼尔〃大街上。这条大街就在那座宏伟的维多利亚时代皇宫的北面。1885年，查尔斯·戈登将军（1833…1885，英国将领，曾镇压我国太平天国起义，后在苏丹的喀土穆被马赫迪起义者杀死——译者注）就在那里被马赫迪的僧人们杀死。
〃沙拉·埃尔一尼尔〃的意思是〃尼罗河大街〃或〃尼罗河路〃，而我们现在也的确正沿着尼罗河开车。我们头上是一道栋树搭起来的凉篷，从枝叶间露出点点星光。我们的右边，在栎树的粗大树干和下垂的枝条后面，我可以看见尼罗河正静静地流向远方的埃及。
在我们的左边，那座大饭店的空旷阳台从我们身边掠过——那饭店当年是个幽雅的会议中心，但现在却显得十分破旧衰败。过了片刻，我们在街道转弯的地方碰上了最后一道检查岗，司机又不得不拿出了通行证。接着，我们又向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的那个崖角上驶去，喀土穆的希尔顿饭店就坐落在那里。从我们走进饭店前的明亮庭院，我就想要两杯双料伏特加、苏打水和一筒冰块。然而，我后来叫人把这些东西送到我房间的时候，却忽然想起了一个被我忘掉的重要事实：自从80年代中期苏丹采用了伊斯兰法律以后，酒精饮料已经在苏丹被禁止了。
第二天是1月10日，星期二。早晨，爱德和我乘出租车来到了〃提格雷救援协会〃（简称REST），因为伦敦的TPLF要我们去那里报到，以便对我们的旅行做出最后安排。
我们注意到，我们两人的名字已经被用粉笔写在了楼上一间屋子的黑板上。可是，屋子里却似乎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其他情况。我们也无法立即见到海尔·基罗斯，他是TPLF驻喀土穆使团的首脑。这个城市的电话系统总是靠不住，那天上午，电话网就像是彻底崩溃了一样。
〃我们能不能直接开车去TPLF的办公室？〃我向REST的一个成员问道。
〃不行。你们最好留在这儿。我们去给你们找海尔·基罗斯。〃
一直到了上午10点多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决定让我留下继续等海尔·基罗斯，而爱德则必须坐出租车去机场，取回他的护照。他去了，但两个小时以后还没有回来。TPLF的官员也依然没有露面的迹象。或者可以说，那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对我去阿克苏姆的计划表现出半点兴趣。
我想，这失望中毕竟还有一线希望：他们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倒让我感到自己那个挥之不去的幻想是多余的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可能在提格雷省被杀掉。其实，我已经看到眼前逐渐呈现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前景，那就是：一切有关的人都昏昏欲睡，慢慢腾腾，因此不能指望他们带我去提格雷省。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过了下午1点。我想到：再过不到一个小时，喀土穆的所有办公室都要下班关门，或许其中也包括REST和TPLF的办公室。明天是星期五，是伊斯兰的安息日。因此很清楚：1月12日星期六以前不会发生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可是，爱德在哪儿呢？也许他直接回饭店去了。我给饭店打电话，但当然是打不通。我越来越恼火，便给海尔'基罗斯留了一张便条，把我饭店房间的号码写在上面，请他和我联系。我把便条交给REST办公室里那些友好的年轻人里的一个，然后来到大街上，去叫出租车。
我先回到了希尔顿饭店，可是爱德不在那里。后来，我想他可能回REST办公室去了，便又返回了那里，可他还是不在。最后，我让司机把我送到了飞机场。我在机场经过非常耐心的询问，才终于得知我这位同事被拒绝人境，正在接受警察的〃谈话〃。
〃我可以进去看看他吗？〃
〃不行。〃
〃我可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吗？〃
〃不行。〃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今天，明天，也可能是星期六，〃一位帮助我的、会说英语的好心商人解释说，〃谁都不知道。谁都说不清。抓他的是国家安全警察局，他们坏透了。你大概什么也做不了。〃
我现在真的急了，连忙跑出机场，来到了问讯处。它居然开着，这实在令人惊讶。我在那里不太困难地就查到了英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接着，我又找到了一部真正能打通的电话；不但能打通，而且是免费的。但不幸的是，使馆的电话没人接。
两分钟以后，我又回到了出租车里。司机不知道英国大使馆在什么地方（尽管他说知道），但经过一番不同寻常的反复搜寻，他终于找到了。这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始终和两名英国外交官在机场交涉。我是在使馆俱乐部里找到这两位外交官的，当时他们正在喝非法的饮料。这两名官员力图弄清爱德被扣留的原因，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比我成功。
不仅如此，有件事情还使他们的这番努力更复杂化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乘坐一架黎巴嫩飞机刚到喀土穆，和苏丹军事独裁者奥马尔·埃尔一巴希尔讨论海湾危机。一排排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在机场四处巡逻，宣泄着反西方的爱国情绪，并使所有人都对生活感到不快。
我的两位外交官的情绪也不太好。其中一个提醒我说：〃我们已经警告过所有英国公民离开这个血腥的国家。〃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责难，〃现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
那天晚上9点左右我才回到希尔顿饭店吃晚餐，而爱德依然没有被营救出来。后来，10点刚过，爱德忽然出现在了饭店的大堂里，我总算放心了。他的神态显得有些抑郁和疲惫，但衣着还算整洁。
他坐在我的桌子前面，举起了双手。他手上全是黑墨水的痕迹。〃他们留下了我的指纹。〃他解释说。接着，他想要一大杯金酒加苏打水，却没能如愿。最后，他只喝了一杯不带酒精的温啤酒，但他对此却仅仅表现出了一丁点儿不快。
在路上
后来我才知道，扣留爱德的不是令人畏惧的国家安全警察局，而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苏丹分部。〃约翰·爱德华〃这个名字，据说是一个被国际通缉的贩毒分子使用的十几个化名之一。调查官注意到爱德的护照上有哥伦比亚的人境签证盖章，爱德的命运便注定了，因为哥伦比亚是世界的可卡因之都。
他曾在哥伦比亚为英国电视第四频道拍摄新闻故事，但探警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他的相貌和国际刑警得到的传真照片上的通缉犯毫不相像，这也丝毫没能使他摆脱麻烦。幸好那个通缉犯的指纹资料也被传真了过来，只是国际刑警得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傍晚了。有个人还算聪明，提出把爱德的指纹和这些指纹比较一下。爱德很快便被释放了。
第二天，我们把这番经历讲给TPLF的代表海尔·基罗斯听，他是下午3点的时候来到希尔顿饭店大堂的。我们这些经历虽然当时很令人担忧，但回想起来却很滑稽，我们三个人对此笑个不停。接着，我们开始讨论阿克苏姆之行的具体部署。这时，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海尔·基罗斯。不过，我并没有从他的举止里看出任何想伤害我的迹象。相反，他态度和蔼，人也随和，很有修养，并显然把全身心都投入了推翻埃塞俄比亚现政府的事业，除此以外，他本来丝毫没有恶意。
在谈话中，我渐渐明白了前几个月我若是来苏丹，事情将会弄得多么不可收拾。面对海尔·基罗斯的真诚和友善，我以前的全部恐惧和担忧都显得毫无来由了，因为我一直担心会把自己交到反政府分子手里。同样，我以前对这段旅程的一切消极想象，此时也显得十分荒唐了。
1月12日，星期六上午，我们见到了TPLF的一位官员，我以前只知道他名叫〃哈戈斯〃。他又高又瘦，脸上还有小时候患天花留下的小疤痕。他说，TPLF派他陪我们去阿克苏姆（他就生于阿克苏姆），等我们完成工作后再和我们一起回来。目前，他要在喀土穆为我们办理出境通行证，还要为我们租一辆汽车，供这次旅行使用。
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下午两点钟，我们又和一个住在苏丹的厄立特里亚生意人做了一笔交易。他同意为我们提供一辆结实的〃丰田〃越野车，外加一个更结实的司机，名叫泰斯法耶，还有6桶五加仑的备用燃油。虽然我每天要付给他200美元租金，但我认为这笔交易很值得，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是在危险崎岖的山路上夜行，这样才不会引起埃塞俄比亚政府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