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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响，那就是：我不得不和这两个残酷而工于心计的人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其后果可能会败坏和危及我自己的名誉。
有句古老的谚语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与魔鬼共餐的人，应当准备好一把长柄汤勺。1988年和1989年，我心血来潮，充当了短时期的业余外交官，其间我曾经和两个魔鬼共餐一一但不幸的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带长柄汤勺。我是否已经摆脱自己这段有污点的经历了呢？对这个问题的诚实回答是充满回响的〃是〃。我当然已经摆脱了它。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对自己当时的行动感到后悔。如果我能再活一次，我一定不让谄媚和个人野心诱使我与如此卑鄙的家伙们为伍。
然而，我现在却不得不带着自己错误的后果继续生活了。我这些错误的结果之一，就是（我曾经参与过的）埃塞俄比亚一索马里的和平进程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目前达成了一项协议，各自断绝向对方反政府组织提供的全部财政和军事援助。而这当然影响了TPLF的利益，因为在数年的时间当中，他们一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设有后援办公室。这样一来，我便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提格雷人民事业的敌人，是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朋友，而TPLF把他视为罪恶的化身。
以上就是1990年11月我第一次去TPLF伦敦办公室时的背景。说实话，当时我的确感到有几分心惊胆战。我预计，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他们断然拒绝我去阿克苏姆的要求。不过，妄想和负罪感也使我想到会出现另一种结果，它甚至更令人焦灼：游击队也许同意把我带到阿克苏姆圣城，但等我越过苏丹边境、进入提格雷省之后，他们便会制造一次致命的〃意外事故〃。我的这种恐惧虽然听起来像戏剧，甚至像无稽之谈，但它对我来说却非常真实。
追寻还是隐瞒？
对我主动去找TPLF，他们并不算过分吃惊。不错，他们知道我是谁。不错，他们也对我居然提出想去阿克苏姆感到惊讶。不过，他们却没有反对我这个打算。
但有个问题。我飞到喀土穆之前必须获得苏丹政府的签证。同样，穿越喀土穆与提格雷省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也需要得到苏丹政府签发的国际旅行批准书。
遗憾的是，在1990年最后几个月，苏丹政府不给英国公民签发任何签证和许可证。当时，海湾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看来已经不可避免，而苏丹政府在冲突中站在伊拉克一方，英国则在冲突中站在美国一方，因此，这就使喀土穆的英国公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难道TPLF没有办法绕过这个禁令么？他们告诉我说：有，他们有办法。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是留给来访的朋友的，是留给那些能积极帮助他们事业的来访者的。我不是他们的朋友，我也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能使他们直接受益的东西，所以，我就必须自己去找苏丹当局。如果我获得了苏丹人的许可，如果我自己能到边境上的卡萨拉镇，那么，TPLF将在那里带我过境，然后同意我去阿克苏姆城。
于是我去了伦敦的苏丹大使馆，结果更增添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向苏丹新闻参赞提交签证申请。这位参赞是阿布代尔·瓦哈比·埃尔一阿凡达博士。他是个青年人，穿着一身整洁漂亮的西装。他彬彬有礼地要我立即放弃希望：因为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我绝对没有任何机会被获准进入苏丹，更不用说从喀土穆到卡萨拉的跨国旅行了。
〃如果TPLF同意我的计划，事情会好办些么？〃我问。
〃当然。他们会同意吗？〃
〃哦……目前还没同意。他们提出了一些前提条件。〃
〃看，我没说错吧，〃阿凡迪博士叹了一口气，这个结果显然在他的意料之中，〃你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我问道：〃你能把我的签证申请交到喀土穆吗？〃
这位新闻参赞轻松地笑了起来，两个手掌向上一摊，分明是在表示衷心的歉意：〃我很愿意这么做，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么做将不会有什么好处。〃
整个门月间，我一直在用电话和阿凡迪博士保持着联系。他那里没有关于我的消息。11月2日我和TPLF的第一次讨论以后，我在19日又去了TPLF办公室，这一次是去见他们使团的首脑特沃德·戈布鲁。会见中，我产生了一个感觉：这位聪明的谈判者正在用熟练的技巧刺探我的动机；他想弄清我去阿克苏姆究竟是不是个幌子，我的真实理由是不是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军事野心无关。
当然，我的确知道自己的兴趣就在约柜，别无其他。但我又想到，我的所谓〃考察〃很容易被TPLF看作从事间谍活动的伪装。谈话结束的时候，特沃德告诉我，他将和ThLF驻喀土穆办公室联系，请他们批准我的签证和旅行许可证。听了这番话，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感到欢欣鼓舞，还是应当感到惴惴不安。
交易
此后的三个星期里，我没有从TPLF和伦敦的苏丹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事情毫无进展，似乎被搁置起来了，因此我开始觉得必须做些什么去加快进展。
我最后想到的主意十分简单。在埃塞俄比亚国内，激烈的宣传战一直在伴随着战争展开。政府指责ThLF洗劫并烧毁教堂（但这个指责也许是错误的），这是宣传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决定，如果我能为TPLF提供一则电视新闻报道，说明在他们管辖的提格雷省有宗教自由，这样或许我就能够获得反政府军的合作了。在那则电视新闻里，TPLF将有机会驳斥对他们的那些指控。
我并不打算在媒体上公开声明支持TPLF——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我心里仍然残留着一种对那些政府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施麦利斯·马赞加，几年来他一直为我提供帮助；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发现那种大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