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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准备工作就绪以后，袁世凯于１月５日发布明令，派曹锟督率各军进攻云南，并令“近滇各省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同时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一切用兵计划都由他直接掌握。
进攻云南的军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率。２月２６日马暴卒后，由该师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继任。这一路计有第六师、第八师一旅和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等，共约二万人。该路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经贵州攻云南。袁又命令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率领黔军配合北洋军行动，并发给军饷三十万元。另一路张敬尧担任司令，由湖北乘船溯长江入四川，计有第三师、第七师和第八师一旅，加上原在四川的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和第四混成旅（旅长伍祥桢）及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总计三万余人。这一路是北洋军的主力。后来，又派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假道广西攻云南，作为北洋军的别动队，是为第三路。由于前线告急，此后又陆续抽调倪毓所率领的安武军十五营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进入湖南增援。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在袁看来，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事实完全出乎袁世凯的意料，北洋军士气低落，行动缓慢，而护国军斗志昂扬，进展迅速，战火很快扩大。在戴戡率领下，护国军一部进入贵州，黔军团长王文华响应护国军，刘显世赶走了袁派来监视他的巡按使龙建章，于１月２７日宣布贵州独立。王文华率领黔军攻入湘西，占领了晃县、洪江、麻阳、芷江等县，与北洋军相持于辰州、宝庆一线。１月２１日，入川护国军占领叙府，３１日刘存厚率领川军第二师一旅在纳溪倒戈反袁，自称护国川军总司令，配合蔡锷围攻泸州。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向袁告急，所发之电，都有“万急”、“万万急”字样。
在此时期，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日本见中国人民反帝制运动不断高涨，即训令其驻北京代理公使以帝制运动影响了列强在华的利益为借口，联合英、俄、法、美等国拟向袁政府提出警告。美国说它“不干涉别国内政”，对此表示不感兴趣。英、俄、法因欧战正激烈进行，无力兼顾远东，不得不附合它们的盟国日本。于是，日、英、俄三国公使，于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８日联合警告袁，要他“展缓改变国体”，“以防不幸乱祸之发作”。袁自恃有大隈和朱尔典的秘密支持，而把警告视为表面文章，当即让陆征祥答复说：“国体问题，完全顺从民意”，“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④
各国公使对陆征祥的答复颇不满意。１１月３日法国公使也追随日本提出警告。袁世凯害怕“惹起意外重大之变故”，乃指示陆于１１月１１日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恳谈”。次日意大利也加入。陆要求各公使体谅袁政府的“苦衷”，他说“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就各省已定之选举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决于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但政府认为“应行筹备之事，既多且杂，非宽假时日，恐仪节难臻完美”，“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最后，他又保证：“意外之乱果或猝起”，“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⑤
袁世凯于１２月１２日宣布实行帝制后，同盟国德、奥驻京公使首先到外交部祝贺，并要求晋见袁氏。袁唯恐亲近德、奥，而得罪英、日等协约国，借故拒绝。当时，俄国公使曾建议协约国家承认帝制，以免同盟国先承认，使它们处于不利地位。英、法也表示同情。但是，日本情报灵通，已获悉云南起义迫在眉睫，所以坚持不予承认，并于１２月１５日联合英、俄、法、意各国再次向袁政府提出警告，说“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⑥这时，袁世凯才明白大隈对他的许诺是靠不住的，朱尔典把英、日同盟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没有制止日本干涉的能力。于是，袁便不敢再忽视日本的警告，立即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送日皇大勋章为名，企图直接与大隈密谈，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还说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周的秘密使命败露，不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也招来英、俄对日本的嫉妒，日本不得不改变对周的态度。在周临行的前一天，即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６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袁政府说：“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消息传开，袁世凯懊丧已极，立即陷于想当儿皇帝而不可得的悲哀之中。负责对日本交涉的曹汝霖赶忙用日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与中国》的文章，刊登于《东华评论周刊》，先是抱怨“日本对华政策变幻莫测，难知其真正目的所在”。接着就要求日本继续信任袁世凯政府，他说：“中国与日本有如少年之情人，在最初时期则互相恋爱，继则龃龉，至成为夫妇之时，则所有误会之点皆扫除净尽，而得愉快和平之家庭焉。现两国已经过第一时期，若以相当之方法消除双方之误会，则两国将来必能开诚布公，融合意见，互相提携联络，故吾人宜竭力谋增进两国和好关系，庶远东之和平可永建于不朽之基础焉。”
曹汝霖妄想用这种无耻献媚来重新邀得日本垂青；然而，日本见袁世凯搞得怨声载道，丧尽人心，便决定抛弃他，另寻一个工具。日本政府派遣特务与冯国璋联络。同时，一边暗中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一边在东北和内蒙等地支持满蒙亲贵宗社党暴乱，企图在中国制造混乱，乘机扩大侵略权益。还不断公开地指责袁氏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扬言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自由行动”。又联合各国拒绝接受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则强令用“洪宪”纪年，形成民国与帝国，总统与皇帝同时并存的局面。有一个党羽认为对内对外不一律，有伤国体尊严，袁说：“横竖外交上之文件百姓也看不见，而且我是做中国的皇帝，不是做外国的君主，外人不承认洪宪国号，惟有变通办法罢了。”由此人们谑称袁为“总统皇帝”，“中西合璧之元首”。
这种内外交困局面的出现，使袁世凯惶恐不安，深感前途暗淡。他原来准备在元旦或２月３日（阴历正月初一）登极，随后不得不一再延缓下来。可是，由于他的欺骗和胁迫，在一些官僚当中产生的对帝制的畸形狂热，一时却冷不下来，从元旦到２月中，各省将军巡按使和“商民”吁请“早正大位”的文电，不断飞到新华宫。这些千篇一律的电文再也不能引起袁的乐趣，因为他已深深地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既不敢悍然登极，又不愿承认帝制失败。吁请登极的文电，徒然增加他的烦恼而已。
袁世凯为摆脱被动局面，争取帝国主义各国的同情，他于２月２３日下令延缓登极，禁止再递呈吁请登极的文电。他说：“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藉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⑦
２８日这一天，袁世凯接连颁发申令、告令各一道，把久已忘却的立法院又提了出来，命令以去年国民会议议员选举复选当选人作为立法院议员，提前于５月１日召集立法院。在告令中，他大讲立法机构的重要性，说什么当此“厉行宪政”的时刻，“尤贵有集民意之立法机关，以宏久安长治之远谋”。然而，直至袁死，立法院并没有召集，他之所以在这时侈谈“实行法制，尊重民意”，只是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