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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是决定袁世凯败亡的最根本的力量。正是这种不断高涨的反抗怒潮，迅速地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认识到恢复帝制是徒劳的，从而分化出反对派来。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大都对袁世凯推行帝制感到焦虑不安。早在１９１４年底梁启超就已辞掉币制局总裁，不欲再“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次年初更进一步发牢骚说：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无复余”。“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2＇４月末，他见“国体问题已类骑虎”，遂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袁氏悬崖勒马。他说：“我大总统何苦以千金之躯，为众矢之鹄，舍磐石之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长萑苻之志。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过去旧奸雄之结局。”还说：“立国于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归于淘汰。”并恳切要求袁“稍捐复古之念，力为作新之谋”。＇3＇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梁终于对袁氏完全失望了，并预见到他必然垮台。为了掌握袁垮台以后的局面，他毅然决定反袁，而且决心争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他在给同党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4＇
筹安会出笼后仅一星期，梁启超就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蹈瑕抵隙，不遗余力，并提了自己的答案。他列举国内外的具体事实，说明袁世凯称帝一定会垮台，落得身败名裂。袁世凯探得消息，曾派人贿赂他二十万元，说是送给他父亲的寿礼，并示意其文不可发表。他婉言谢绝，并把文章录寄袁氏。不久，袁又派人来威胁说：“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他断然回答道：“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5＇他的文章道出了官场上人们朦胧感到还不能说透或不敢说的话，因此发表后风传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北京做官的一些进步党人，除被袁世凯收买的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等外，＇6＇大都借故挂冠而去。农商总长张謇请假回原籍南通，抵家乡后立即递上辞呈。教育部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熊希龄以省亲为由，离京回湖南原籍。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词有病，坚决辞副总统，拒不出席参政院会议。虽然袁世凯极力挽留他们，终不能使他们回心转意。
进步党人所察觉到的危机，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和徐世昌等人也同样有所觉察。并且，他们还怀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忧愤，即认为北洋的天下是他们帮袁世凯打下来的，只有他们才有权继袁秉政，而实行帝制以后，则只能匍伏称臣，不仅向袁称臣，还要向其子孙称臣，这是他们所最不甘心的。袁早已看破了他们的内心，表面上虽说称帝是为了使国家长治久安，防止“乱党”争总统；骨子里却是为预防这些以“功臣自居”的上将篡权夺位。因为从１９１３年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就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直接威胁的已不是逃亡国外的“乱党”，而是握有兵权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并且认为只有有了君臣的身份才能抑制自己部下的野心。所以，他不仅不把做皇帝的心事向他们透露，而且尽打官腔，耍手段，甚至派侦探监视他们的行动。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本来就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袁推行帝制大大加剧了这种矛盾，以致再也无法掩盖了。
１９１５年５月，段祺瑞称病退居西山，冷眼旁观，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气之下，于８月２９日下令免去他的陆军总长，而让王士珍正式接任，还虚情假意地说：为的是让他安心疗养，“以节勤劳”。＇7＇冯国璋于６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一句真话，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因此引起袁世凯和政府“要津诸人，甚为虑”，不断派人前往南京“探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冯不得不一面派亲信入京“切为解说”。一面发表通电“辟谣”，声明他对袁以公谊论之，“心悦诚服”，论私情则“受恩深重”，“分虽僚属，谊犹家人”。尽管如此，袁仍放心不下，于１２月１８日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但是，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进京，并鼓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袁只得让冯在南京“遥领”，说“不必急行到任”。＇8＇当帝制开始发动之时，徐世昌态度暖昧，“模棱两可”。袁乃宽曾要求这位“相国”领衔上书劝进，“相国尤不以为然”。＇9＇之后，他对袁克定表示：“我不阻止，亦不赞成，听诸君好为之。”＇10＇但是，当他见帝制遭到各方面反对而断定会失败时，便坚决辞去了国务卿。开始，袁不批准。后来他恳切地向袁说：“举大事者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贵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11＇袁终于被说动，于１０月２６日派陆征祥接任国务卿。徐世昌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张一婉言谏阻帝制，袁乃将他调离机要局，而改任为教育总长，“阳为显擢，意实疏外”。＇12＇
北洋集团上层的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袁世凯统治的社会基础。表面看去，由于闹帝制，袁氏的威望似乎大大提高，实际上已陡然跌落。辛亥革命时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北洋集团和立宪派大都把他看作救世主，而今却把他视为将给他们带来巨大不幸的混世魔王，就连一些追随他的人也心怀疑惧，暗中担忧，认为他不仅“已自踞于火炉之上”，更将他们也“一一牵入猛火地狱中”。＇13＇袁世凯的周围只剩下一小撮舐痈吮痔之徒，他已经变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仿佛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顶上。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袁世凯不仅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决心蛮干到底，主观地认为社会动荡“无关大局”。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他还得意地对朱尔典说：“内乱不可决其无，至于放炸弹谋暗杀等事于共和时代既无时无之，则君主立宪想亦势所不免，然无关大局。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对外可以放心。”＇14＇
袁世凯之所以感到有恃无恐，正如他对朱尔典所说，主要是由于各省将军和师旅长对他表示效忠。而且对北洋军尚未到达的云贵各省，在推行帝制前他已作了周密的布置：如派何国华为云南宣慰特使；派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后来又让他会办广西军务；派龙建章为贵州巡按使。这三个北洋官僚都是高级特务，负有监视所在省将军的秘密使命。四川的战略地位对于控制西南各省极为重要。１９１５年２月，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反对，派参谋次长陈宦为会办四川军务，率领北洋军伍祥祯、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入川。陈宦（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字二庵，湖北安陆人，清末曾在四川等地练新军，并非北洋嫡系。但他在担任参谋次长期间，对于消灭同盟会的武力和瓦解黎元洪的势力出了死力，取得袁的宠信。他抵成都后，袁立即又升授他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把一省军政大权都交给他。＇15＇同时，又派曹锟率领北洋军精锐第三师驻扎湖南岳阳，王占元的第二师集中武昌，以两个师的兵力作为入川北洋军的后援。另外，袁以“换防”为名，调卢永祥的第十师和杨善德的第四师进驻上海附近，又派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加上早已驻扎南昌的第六师，这样在长江以南形成一支震慑力量。这就是袁自信国内不会发生大规模武力反抗的主要依据。
然而，一向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