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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尤应尊重”。⑩袁世凯是善于玩弄政治骗术的专家。他装作关心商民的命运,目的是为争取资产阶级一般群众离开革命。各地商民大都受了袁的欺骗。辛亥革命时,他们曾经踊跃捐助军饷,支援革命;而今除少数激进者外,大多数对“讨袁”表示冷淡,甚至加以抵制。后来,袁氏还“传令嘉奖”各地商会“拒乱有功人员”。'1'
为了消除人们对他击败民主派后恢复君主制的忧虑,袁世凯一再公开表示遵守誓言,效忠共和国。
5月底,他对入京探听情况的章太炎说:“吾以清运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2'章太炎遂认为他无“帝国思想”,只有“终身总统之念”。'3'同时,袁世凯又特意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
弥勒问:“主张何种政体?”
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
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岂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
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
袁(笑):“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也。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
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
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4'
袁世凯一边搞政治阴谋,施放和平烟幕;一边已把军队集结完毕。6月初,北洋二、六两师已全部抵武汉。第六师前锋已至武穴田家镇。6月3日,直、鲁、奉、吉、黑、甘、陕、黔、滇等省都联名通电,猛烈攻击国民党讨袁派,声明“极端反对调合”。在京江西籍官吏,也以“人民代表”的名义上书袁世凯,要求制裁李烈钧。袁氏便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于9日突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任命黎元洪兼任,并提拔李烈钧的部下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14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30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陈炯明、欧阳武都是国民党员,袁暂时任命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分化自己的敌人。
袁世凯的突然袭击,使讨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本来,张謇“调解”的条件之一是暂不撤换国民党的都督。袁世凯断然宣布这种任免令,表明他已将战前的准备安排就绪,从6月16日他给张謇的信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其依附伟人诸辈气焰熏灼,俨同贵胄。亦不惜屏声忍气,曲予优容。而经年以来,彼党执拗,动辄骂人,肆意诬蔑,凡与鄙人稍有情感者,莫不吹求痛击,体无完肤……种种奇闻,现于沪上,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分子仍不住手,无非革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唯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倘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5'
7月3日,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命令第六师火速向九江推进。第六师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当地所驻赣军林虎旅交火。欧阳武急电袁世凯,恳请撤回北洋军。袁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命令“六师后方各团及二师旅团、并第二混成旅团、海军各舰,迅速赴浔”。12日,李纯报告第六师进驻九江南门外,袁世凯当天任命他为九江镇守使。
当江西的枪炮声传到上海国民党总部时,国民党领导人仍然意见纷纭,没有统一的对策。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遂不顾党内一些人的反对,毅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
李烈钧(1882—1946),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在被撤职前,他已秘密筹款,联络粤、皖各省,准备抵抗。离江西到上海后,他协助孙中山制定了讨袁的军事计划。7月8日,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当12日北洋军兵临九江城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他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首先举起义旗,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最后向人民呼吁:“宜急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黄兴在一度犹豫之后,也决然投入讨袁战争。7月14日他到达南京,召集一、八两师军官,于次日强迫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和柏文蔚等人一起推举岑春煊为讨袁军大元帅,企图通过岑扩大影响。17日,安徽宣布讨袁,十天后柏文蔚抵安庆就任讨袁军总司令。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同日,陈其美率领上海讨袁军开始攻击制造局。居正占领吴淞口炮台。接着,许崇智迫使福建都督孙道仁宣布讨袁,湖南都督谭延在蒋翊武等人的压迫下通电独立。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王天杰在荣县先后响应。大江南北一时燃起讨袁的熊熊战火,形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从7月中旬起,袁世凯接连发出一道道文告、讨伐令、通缉令,诬蔑讨袁派为“乱党”、“暴民”,妄加“破坏民国,涂炭生灵”的罪名。他还故意把正义的抵抗说成是历史上“削藩召乱、移镇生变”的重演。好像讨袁派是分裂国家的罪魁祸首,只有他才是维护民族统一的“爱国者”和拯救人民的“救星”。在7月22日发布的命令中,他这样写道:“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勤,赎彼前慝。叛党欲破坏民国,惟本大总统责当保之,叛党欲涂炭生灵,惟本大总统责当拯之。垂涕伐罪,指心质天。纪纲所系,威信所关。虽怀痛悼,其安而已……本大总统老矣,六十老翁,复何所求?顾断不忍五千年神明古国颠复自我!但使一息尚存,亦不许谋覆国家之凶徒以自恣。冀与邦人诸友,含辛茹苦,冒险犯难,奠此国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6'
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督率二、六两师攻击湖口和南昌。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四、五两师中杨善德、施从滨两旅以及雷震春、倪嗣冲各部,沿津浦路南下,攻占徐州、蚌埠后,分兵掠安庆、浦口。任命张勋为江北镇抚使,率辫子兵由兖州沿运河南犯,经清江南逼扬州,而后会合冯国璋军围攻南京。又派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海军舰队南下,攻击吴淞口,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长江舰队攻击湖口、九江等地。
袁世凯自始至终亲自指挥北洋军作战,不仅为军队规定了进攻路线和攻击目标,还直接唆使北洋军进行野蛮屠杀。他下令对起义者斩尽杀绝,“使无噍类”,“凡遇有自称取消独立之军队,必勒令缴械,给资遣散,诛其渠魁。倘借口取消,持械观望,仍以叛军论,勿稍姑息为要。”'7'当时,独立各省的军队还没来得及集中,六万余北洋军所面对的仅是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境内的四万余讨袁军,而这三省的军队又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袁世凯显然占了上风,而且他又有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如:黎元洪派兵威胁湖南。云南都督蔡锷派遣军队入四川,压迫熊克武。陆荣廷不仅镇压了广西境内响应讨袁的柳州起义,而且支援龙济光攻击广东。所以,袁氏自信在即将开始的决战中,会迅速击败对方,把局面扭转过来的。当血腥的杀气漫长江两岸时,他和妻妾乘画船在总统府南海上逍遥取乐,饮酒赋诗。每日必至瀛台一带漫步,“凡点缀风景之处,均亲自布置”。故意示人以闲情逸致。
各省讨袁军仓促应战,号令不齐,行动极不协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无视广大群众的力量,没有一个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投入讨袁的政策。因此,在北洋虎狼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很快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首先动�